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六）

随后，在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太祖又遣使诏谕元丞相哈剌章、蛮子、驴儿、纳哈出等，建议他们慎重选择新君。在他看来，爱猷识里达腊的长子买的里八剌是合适的人选。此子熟知中原之道，与太祖亲善，但可能不是爱猷识里达腊继任者中最能干的。太祖还在信中提醒他们，不要在新君人选上作出错误选择。其诏略曰：

今闻尔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谓有始有终，良臣之名播矣。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有三，卿等正在犹豫之间。此三人皆元之嫡泒，卿等若欲坚忠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无乃人伦正，天道顺也欤？若有贤愚之别，礼难备拘，从贤则吉。夫当流离之际，而为臣者，独能竭力为之，不绝有元之祀，美声盈人耳，岂不难哉？苟或不然，尊卑贤愚置之弗论，但以立君为名，而内自有专生杀之威，则非人臣之道矣。况同类颉顽，彼此疑猜，当此之际，卿等富贵若风中之烛，命如草杪之霜，深可虑也。

尽管从未有过回音，但太祖仍坚持不懈。洪武十二年夏，太祖再度送信与驴儿，信文言：“迩者，人自土河来，言今岁丞相微有疾，于事颇滞。朕闻之，深为丞相忧。今特遣人赍药物赐丞相，其服之勿疑。”

此后，他再度修书一封与驴儿。书文如下：

三月间，罕帖木儿火者归，言尔见于长峪驻扎，又起营东北。然此，将军果能终身事尔幼主，乃世间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愿者，朕恐尔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中，奈何？当此之时，忠不能显，乃枉奸恶之名，惜哉！今尔所守疆封，与吾边将旌旗相望，甚不多远。若不通一介之使，则恐将军他日有进退两难。是为丈夫于世，似乎无机。若通信使，进退自由，则有无穷之乐。若不从吾言，他日幼主一失，尔群臣中，强者自立，弱者从之，即为臣下之臣。以英名论之，美耶？辱耶？不然，强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驱兵以并。若乃力不及，兵为人所有，命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草野。比通一使，进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将军若听吾所言，则结我为后着。他日遇难则来依，是其时也。

这两封信，最终也没有发挥其功效，它们并未对漠北元廷产生任何影响，更没有让其哪怕形式上的臣服。相反，汗统最终由脱古思帖木儿继承，而非买的里八剌。看来，通过附翼明朝而达成双方和解的情形，无复可能了。战火重新燃起。洪武十三年二月，西平侯沐英率明军出击搜捕元军。三月，沐英师至灵州，斥堠侦察获知脱火赤等率军在亦集乃路集结，沐英当即率军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地，凡行军七昼夜，终于到达距脱火赤部30公里处。明军于夜间分四道发动奇袭，包围脱火赤部，俘脱火赤及其部曲而归。单就这方面看，明军此次出击至少证明中原军队仍具备深入敌境的能力。接下来数年，明军又发动过若干次对鞑靼的突击。元廷不愿臣服，或许出于某种高傲感，却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大将军蓝玉向太祖奏禀，有降人称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等遁入和林，蓝玉请命领兵进剿。太祖试图通过使节交往途径解决双方问题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因此他同意蓝玉的意见，决定对和林再发动一次大规模北征。太祖告谕蓝玉及出征将士，要“奋勇出奇，以汛扫残虏，使朝廷无北顾之忧”。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太祖告知蓝玉“虏心惶惑，众无纪律，度其势不能持久”，并据此请蓝玉“整饬士马，倍道兼进，直抵虏庭，覆其巢穴”。敌人如果投降，则要多加抚慰，劝其南归。

是月，蓝玉等率师15万由大宁进至庆州，听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于是抄小路“兼程而进”。其间，他们到达游魂南道，此地并无水泉，而士卒军马皆口渴难耐。忽而，近乎神话般的，“有声如磐玉”，泉水从四面八方涌至，兵马得以解渴。事后，大家皆欢呼“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据说，太祖尝梦“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与此次奇迹般的天援何其相似！

蓝玉继续行军，一举破哈剌章营地，俘获其部下军士15803户，马、驼48150余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噩梦般的损失。五月，蓝玉遣使向南京奏捷。太祖览其表，向群臣说道：“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太祖又遣使持敕文抚谕蓝玉等曰：“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虏聚众，复立王庭，意图不靖。朕当耆年，及今弗翦，恐为后患，于是命尔等率十余万众北征。去年夏，游骑至金山之左，尔玉亲拘纳哈出来降。今兹复能躬擐甲胄，驱驰草野，冲冒风露，穿地取饮，禁火潜行，越黑山而径趋，追蹄踪而深入，直抵穹庐，胡主弃玺远遁，诸王、驸马、六宫、后妃、部落人民悉皆归附。虽汉之卫青，唐之李靖，何以过之！”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蓝玉遣人送虏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到南京。地保奴等向太祖献出金印金牌，太祖则赐予他们钞和住房，并令有司供给衣物粮食。既而又有人向太祖打小报告，说大将军蓝玉与所俘元主妃子有私。太祖不悦，认为蓝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元妃亦因惊惧而自杀。地保奴由此而有怨言，此事传到太祖那里，太祖又不悦，将地保奴遣送琉球。

对于草原上的元廷来说，局面亦每况愈下。在蓝玉进攻捕鱼儿海的时候，脱古思帖木儿和他的随从逃脱了。他们试图回到位于捕鱼儿海西侧800公里的哈剌和林，在那里重建势力。但当他们行至距哈剌和林150公里的土剌河时，一场兵变发生了。时值隆冬，大雪三日，叛军因此得势。宗王也速迭儿令大王火儿忽答孙、王府官孛罗等追袭脱古思帖木儿，并以弓弦绞杀之，其太子天保奴也同样死于乱军之中。也速迭儿的一个部将捏怯来对其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故向明军投降，太祖欣然接纳，待之如故。流亡的元廷败亡后，散落各地的军阀们纷纷准备以劫掠中原为生存之计，其中就有前文提及的，太祖在十六年前招降失败的乃儿不花。不少元将是太祖所钦佩的对象，如扩廓帖木儿、纳哈出，乃儿不花似乎还得排到第三位。洪武二十三年，乃儿不花与咬住、阿鲁帖木儿等意图寇边，太祖令晋王、燕王统兵击之，又令颍国公傅友德等到北平训练军马，听候燕王调遣。是年正月，太祖令都御史铁古思帖木儿往谕前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其书略曰：

前岁，脱古思帖木儿北行，闻至岭北，祸生不测。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尝遣使入沙漠寻访。近闻尔等所在，再遣都御史铁古思帖木儿往谕汝等：元朝气运已终，汝等领散亡之众，在草野无所归，度日甚艰，然不敢南来者，意必谓尝犯边境，故心中疑惑。且如纳哈出在辽东，前后杀掠守御官军二万余人，及后来降，封以侯爵，大小将校，悉加官赏。朕何尝以为仇也？但边境宁静，百姓安乐，即是好事。已令和尚国公，斡因帖木儿平章晓以朕意，想知之。汝等勿疑，领众而来，必择善地，使汝安居，各遂生息，岂不美乎？若犹豫不决，坐事失机，大军一至，恐非汝之利也。

致书警告之后，太祖决定对敌军发起进攻。太祖向晋王、燕王等转达降虏所提供的情报并指导其军事部署：“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马称之有急，则十人皆一骑，趁水草长行。大军负戴且重，追袭甚劳……其众二心，欲南向者多，北向者少。且将粮饷运至上都及口温，集于各程，然后再俟人来，知其所在，一举而中矣。”

三月，行动开始了。燕王率军出征，而实际上军队归傅友德指挥。明军趁着天降大雪向北行军。军至迤都，与乃儿不花等相隔不远。明军遣乃儿不花的旧识观童前往敌营，乃儿不花与之见，相抱持而泣。少顷，明军乘其不备，包围了乃儿不花营地。在观童的劝说下，明军兵不血刃地促使乃儿不花投降，悉收其部落及马、驼、牛、羊。对明军来说，这一策略可谓绝妙。

这些昔日的敌人受到明朝的优待。傅友德将战袄袭衣分授其部众，将之尽徙入关，又将降将乃儿不花等送至南京。此外，太祖又令工部郎中杨冀将18473领夏衣运至北平，分赐乃儿不花部下将校、军士并家属4786人。乃儿不花等200余人则到南京交出元廷的金、银、铁牌以及所受的元朝宣命敕书，以换取太祖的赏赐和分封。据《明实录》统计，太祖共计赐乃儿不花等及部属将校二百余人白金13600两，钞12600锭，文绮帛各1080匹，罗衣550袭。乃儿不花部下将士及家属707户，亦在随后赴京受赏。不唯如此，太祖还授予诸将官以新职，其中，乃儿不花授留守中卫指挥同知，阿鲁帖木儿为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俱入明军高阶军官序列。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太祖为后军都督佥事沐春等描绘了边防形势的新变化。他说：“曩者，胡虏近塞，兵卫未立，所以设兵守关。今虏人远遁，塞外清宁，已置大宁都司及广宁诸卫，足以守边。”因此，大多数守关士卒改令屯田养马，只有山海关等处仍存留将士，其余一片石等关，每处只保留军士十余人，以备“讥察逋逃”。

看起来，明朝当前的边防安全形势，似乎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好，但似未尽然。洪武二十五年春，太祖命北平都司选精锐护卫骑兵，并乃儿不花等所部军士，“远巡塞北，搜捕残胡”。在太祖看来，乃儿不花的军士熟知漠北地形，如令之为向导，必能多有擒获。而北平防御的空缺，则抽调原驻扎在中原和南方诸省的鞑靼人接管。漠北草原零散的胡兵残部，必须尽快被瓦解。于是，是年春夏间，明军发动了最后一次远征。此次领兵的，是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此次出征总体来说很顺利，但并未对局势有过多改变。周兴行军途中见车马轨迹，于是率军追赶至兀者河，仅得空车百余辆。但在另一次与胡兵的遭遇战中，周兴获胡兵所弃辎重，又追胡兵至彻彻儿山，生擒500余人，获马、驼、牛、羊及银印、图书、银字铁牌等物，悉送京师。太祖于所俘胡兵中选出两人，令其北归，代为诏谕胡将阿札失等。

但在5年后，也就是元廷离开中原21年后，这个曾经草原上最伟大的民族，成吉思汗所创建的世界帝国的继承者，在经受多年重创之后，似乎又以燎原之势复燃。此时，年迈的太祖皇帝似乎再次感受到这一严重威胁。洪武三十年春夏间，太祖皇帝向戍边的六位皇子——晋王、燕王、代王、辽王、宁王、谷王发出警告，称：“前岁秋，山西塞外降胡逃归岭北。此数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国虚实为胡人谋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此外，太祖还在观星中发现“天象示变，占北方当有警”，故而诏谕其六子，授之以制敌之计，曰：“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机思谋虑，艰于运筹。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远虑，倘或失机误事，非惟贻忧朕躬。尔等安危亦系于是，可不慎哉！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各守分地，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钞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务在深藏设计，待彼肆志驰骋，则一鼓可擒其首将矣。”

是年六月，太祖发出他最后一次对边防时局的警告。彼时，晋王和燕王统军出开平数百里，太祖听闻此讯，急忙教谕他们兄弟二人：“近者，人自塞上来，知尔兄弟统军深入。古人论兵贵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又能知己，虽不能胜，亦无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与敌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今尔等率数千马，离开平三四百里，驻旷塞中，况无轻骑远侦，以知敌情。设使胡兵数万，昼潜夜行，隐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数万，我以数千，何以当之？若欲纵辔驰行，其将何以全军士哉！今吾马数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来屯驻，远斥堠，谨烽燧，设信炮，猝有警急，一时可知。胡人上马，动计十万，兵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其孰可当？尔等不能深思熟虑，提兵远行，不与敌遇则侥幸耳；设若遇之，岂不危哉！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

这是一个极为谨慎的忠告。但在1402年燕王登基后，他却完全将之抛于脑后。不过，太祖此番话已经预示了，1449年后明朝边防安全战略不得不发生转变。

警告过后，太祖又向晋王、燕王讲述其峥嵘岁月：“吾起寒微，因天下乱，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从者如云，犹且听命于雄者。又二年，帅将士东渡大江，秣马厉兵于建业，以观天下之变。其诸雄皆放肆无籍之徒，虽曰无藉，而元亦不能驭。乃命中山武宁王、开平忠武王总兵四征，与群雄并驱。又不数十年，群雄殄灭，偃兵息民，当并驱之……不三年而天下一统。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今尔等又入旷塞，提兵远行，设若遇敌，岂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虏为中国患久矣。历代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虑，尤加慎密。尔能听朕之训，明于事势，机无少懈，虽不能胜彼，亦不能为我边患，是良策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尔其慎哉！”

这位稳坐江山数十年的开国圣君，在临终前夕进行了如上非比寻常的训诫，听起来振聋发聩。因为谨慎，他对中原的治理一丝不苟；他在处理中原与鞑靼的关系时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同时，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他又以雷霆万钧之势远征漠北草原，彻底粉碎了元朝政权规复中原的企图。而诚如他一如既往的谨慎，他对明朝边防安全战略做了最后一次评估，认为不应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不必要的主动出击中，而应将之投入巩固边防安全的建设战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