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九）

李成桂还做出降尊“事大”的姿态。他遣使李恬上表，并向明朝进贡马匹、方物。他还感谢太祖更其国号高丽为朝鲜，并更其本人名为李旦。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已经结束敌对状态了？

恐未尽然。洪武二十六年夏，辽东都指挥使司向太祖奏报，称“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太祖方稍心安，又复提心吊胆。他说：“李旦方来奉贡，而复欲寇边，是其自生衅端！”思来想去，太祖决定给李旦降敕。在敕中，太祖向李旦介绍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并提醒他与他的国家——朝鲜的所作所为，希望他慎重考虑接下来的治国、治军方略。敕文曰：

昔在元季，群雄并起，中原扰动，民被兵灾。几及二纪，朕训将练兵，扫除群雄，四征不庭，蛮夷率服，化锋刃为农器。诸将析圭儋爵，享有太平。奈何高丽屡怀不靖，诡诈日生，数构衅端，屡肆慢侮，诳诱小民，潜通海道。朝廷命将镇守辽东，辄遣人以金帛诱之。后王颛被弑，杀及朝使。今尔方遣使入朝听约束，而乃阴令边将，诱女直人潜渡鸭绿江，意将何为？昔在汉时，高丽寇边，汉兵致伐，高丽由是败灭。及曹魏之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魏亦再加兵讨。晋以尔固悖慢，焚尔宫室，俘尔男女。隋兵再伐，高丽之民，死伤涂地。唐兵讨尔弑逆，平尔土地，为九都督府。辽金至元，尔国屡造衅端，杀其信使，由是屡加讨伐。宫室焚荡，民庶斩虏，国灭君诛。监戒甚迩，尔犹蹈其覆车之辙，岂非愚之甚乎？往岁请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许。及后以瑶任国事，遂以其子奭来朝。及奭还国，瑶已被废。尔乃废绝王氏，自取其国，朕以尔能安靖东夷之民，听尔自为声教。前者请更国号，朕既为尔正名，近者表至，仍称权知国事。又先遣使辽王、宁王所逾月，方来谢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视高丽，不啻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朕闻金世宗时，高丽进表启函，惟小石数枚。及贺正，称进玉带，验之乃石。世宗由是兴师，破数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见者也。近者，尔国入贡，复以空纸圈数十杂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澥，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虽然，际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祸福之机，开尔自新之路。尔能以所诱千户女直之人送京师，尽改前过，朕亦将容尔自为声教，以安夷人。若重违天道，则罚及尔，身不可悔。

降敕之外，太祖又严令辽东都指挥使司严加防边，毋令朝鲜使臣入境，同时遣骑兵于鸭绿江北岸沿江巡防。而朝鲜方面也释放了某些善意的举动。为弥补前失，朝鲜将辽东的逃亡军民，计122户、388人械送回辽东，并将他们拐带走的牛马悉数送回。

但是，战争的阴霾仍笼罩在鸭绿江两岸。洪武二十八年四月，太祖诏命停止修筑辽王的宫殿。因为修筑所用夫役俱为前线训练有素的将士，他们若在工役方面劳苦过多，必然会心生怨恨乃至叛乱。事实上，前线已经出现不少将士逃亡山泽草野、“乘间劫掠”的现象。此外，太祖还注意到，近来朝鲜从其国中腹地向鸭绿江沿线战略要冲之地的粮仓运粮，“每驿有一万、二万石，或七八万，十数万石”，且其多方诱降辽东的女真人和逃亡军士。在太祖看来，朝鲜的行为意在不轨，而设若朝鲜出兵20万，辽东诸卫恐怕难以抵挡其锋势。因此，为了阻止其招诱逃亡将士，也为了集中精力整饬边防，太祖令辽王暂停营缮造作，权止居住于军营之中。尽管后来辽王的宫殿仍予开工，并于洪武三十年落成，但太祖仍不忘告诫其高筑城墙，以备不虞。太祖认为，想要击退朝鲜的进攻，必得10万士兵，才能将他们赶回朝鲜。而太祖似乎对目前辽东的防御体系信心不足，他甚至还为辽王规划了退路，若“难以守御，则王徙居山海卫”。

我们前文所称的太祖，是朱元璋死后的庙号。这是一个他当之无愧的庙号。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敢于挑战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君主，同时，他也像极了某种极权制度下的暴君。作为明朝的肇基者，太祖甚至在我们这个星球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难逢敌手。他不是战士，而是天子，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明朝的领袖。他尝试着以儒家“回向三代”的伦理理想去重塑天下，他带领明朝走向仁义的世界，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他在很大程度上像极了一位人类社会的“系统工程师”，一位国家航行路线上掌舵的“舵手”，对他的“天下”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本章到目前，主要聚焦在太祖作为“舵手”的一面，但我们仍有必要将他作为“系统工程师”的一面作一些简单梳理。他的一大成就在于他在明代军事系统里建立了卫所系统。这是一个能内在地自我更新兵源的系统，这一制度持续到明亡。这一系统由三个层级组成。最基础的部分，是数以百万计的世袭军户。他们的主要义务在于确保其家中至少有一名成年男子在服兵役。第二个层级是以卫所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军镇，这些军镇多以高墙围筑，将士及其随军家属住于其中。第三个层级是由前线边防的堡垒、营地、烽火台等军事设施组成，卫所士兵须定期轮番前往戍守、放哨、服役。其余后方士兵则辅以修缮、营造、耕牧。以洪武七年的标准看，1卫约5600人，而“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

整道北境防线的枢纽在北平。此前，这里是元朝的大都，经永乐年间两次扩建后改称北京。北平之外，是一片重峦叠翠的山脉，每个山口都设置了关口，令军士设隘把守。洪武六年，大臣向太祖奏报，北境约2200里的防线上共有121处隘口，每口宜置一卫驻防。洪武九年八月，太祖又降敕将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列为“关隘之要者”。它们之间以烽火台相连，沿线一共设置196处烽火台，6384名巡防士兵，在北平以东、以北方向50—150公里处形成了一道外围防线，牢牢拱卫这个北境防线上的中心枢纽。

在洪武时期，北平成了明军远征漠北的桥头堡，大量南方的物资通过陆路、水路运抵北平。出于各种原因，相关的粮运记载在史料中鲜少能见。但在洪武十八年，太祖关注到了其中的某些细节。太祖说：“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艰，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对此他忧心忡忡，要求每辆车加给一头牛，“以备倒死”，并不许有司以此为由，困乏民力。洪武二十二年底，北平布政使司奏，喜峰口、滦阳等处军储米粮达488510余石。从这一统计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来自南方的米粮需要通过海运或陆路运抵前线，因为在洪武时期，大运河还未重新得到疏通。由此我们便可理解，太祖为何急于减轻民负而在北方大力发展军屯。洪武二十八年底，北平都指挥使司奏称，燕山卫等17处14362名士兵参与屯田，共计得军粮103440余石。这有力地缓解了北境防线上的物资需求压力，但仍远未能满足其需求。那么，以此推之，在太祖一朝，仅北平一带的防御成本就需要多少？笔者只能说，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太祖将北平打造为明军战略枢纽，原因在于北平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地位。在太祖看来，北平在防守方面可为明军之首道防线，进攻时又可为明军远征漠北之大后方，这一战略布局，又与太祖以诸藩王镇戍边防的策略相配套。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蓝玉被处死，明朝开国功臣被清洗殆尽。镇戍北境的重任落到了诸藩王身上。早年太祖对人情世故的洞悉和了如指掌，老来竟尔磨灭，以致发生诛杀功臣事件。在此之后，诸藩王成了明军北境防线的主力：晋王就藩太原，燕王就藩北平，代王就藩大同，肃王就藩甘州，辽王就藩广宁，庆王就藩韦州，宁王就藩大宁，谷王就藩宣府。

明军北境防线的最外围由东胜州、开平和大宁三处据点组成。太祖在这里扩建城郭，并增置军屯。洪武二十九年，开平增置四处军屯，并于洪武三十年特别关拨山海卫五所官军前往屯戍并营建城墙，所需军粮则由北平以盐引换取盐商运粮作为补充。此外，洪武三十年三月，太祖还诏赐开平军士皮袄、毡帽、皮裤各5210余件。

明朝在草原所建的最大城池是大宁。洪武二十年八月，太祖诏置大宁卫指挥使司，遣将士有罪者前往戍守。当地还常驻21780名从各地卫所，特别是早期从陕西九卫抽调前来轮番戍边的士兵。是月，大宁卫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太祖诏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将会州、木榆、新城等卫归隶大宁卫。此外，在九月，太祖还敕山东诸府民户造战袄20万袭给大宁士兵。

洪武二十二年，前元知院捏怯来遣人到大宁，向明军请求借粮。太祖命户部告知捏怯来“备车辆至大宁”运粮。此番救济后，捏怯来决定归附明朝，因此太祖授予他全宁卫指挥使一职。与捏怯来同行的前元丞相失烈门，因见所授职位不高，称疾不出。太祖命礼部敕谕捏怯来：“若失烈门有意南来，可令入朝，决意北向，从其所欲。古之有杀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强也。”

失烈门最终选择了“立名”。他与塔失海牙等袭击捏怯来，叛逃至也速迭儿处。捏怯来部下溃散，为朵颜、福余等卫招抚后，明廷又给予粮食，仍令于全宁卫居住。

大宁卫渐次发展起来了。将士及其所属军户在当地定居，促使大宁人口急剧增长，甚至很可能已经超过10万人。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太祖诏赐大宁等卫67500余人各类物资，计有绵布274400匹，棉花101200斤，由此可见一斑。九月，太祖令于大宁卫置儒学学校，以教当地将士子弟。学校设教授一员，训导二员，同时将认识鞑靼字的文人迁至当地，以教习鞑靼文字。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大宁诸卫军屯共计收成谷麦840570余石。遗憾的是，到了永乐元年，永乐皇帝自愿放弃继续屯驻大宁，继而此地为兀良哈所据有。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公允地评价这位开创了276年大明王朝的肇基者呢？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他并不是一位让人感到舒适的人物，长期的风雨重担使他的帝王生涯几乎从未有过令人感到幽默或愉悦的事迹。当他在策划或指导国家事务时，理性的光辉笼罩其身。但是，君临天下的他，也生性多疑、喜怒无常。他不信任身边的人，时刻提防着可能的政变，并以腐败、狡黠或背叛为借口，清洗身边的大臣。对待劳苦大众，他总是充满了仁慈和同情，但在对待社会精英或军队将校时，又会变得异常严苛。他出身贫农，自幼孤苦无依，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聪颖好学，常在治国理政中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是个“工作狂”。他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后，日阅奏章无数，从未间断。他批阅奏章，处理大政，甚至还以诏敕颁降其他地方的统治者，阐抒己意。然而，太祖的后代，如燕王朱棣，似乎并不认可他的很多做法。他们认为他的一些做法应当被根本扭转，特别是他在北境防线上的一系列部署。建文四年，燕王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大统，是为永乐皇帝。永乐皇帝驾崩后，庙号初为“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这一形式上的变更，似乎暗含了后世子孙对成祖政策的认可。

总的来说，就大体而言，太祖的边防政策仍为有明一代边防政策的基准。得益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太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中，太祖接受了中国作为天下教化礼仪之邦的担当，进而深谙其恩威之道。诸多史料表明，太祖在边防问题中采用恩威之术可谓炉火纯青。他常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或以招抚，或见征讨。对不接受招抚者，太祖常施以雷霆手段。在太祖的逻辑链中，如果不能招抚四夷，则朝贡无复存在，宗藩无以区别，礼教之威权将受到挑战。

在招抚问题上，太祖可谓深谙其道，游刃有余。即便他与流亡的元廷、朝鲜之间存在矛盾，他仍一如既往地善待其归附者。学者亨利·司律思在其著作《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中详细地列举了目前已知的受太祖善待的归附者具体个案。成千上万归附者为明军所招募并分遣至各个卫所，但通常情况下仍由降附前统领他们的军官继续管理。而诸如位于藏族聚居区边缘的河州之类的诸族属杂居之地设立城市卫所，也是太祖安边政策的一大创举。可以说，尽管太祖的子孙后代不断调整或强化北境防线的管控之策，但毋庸置疑，其肇基者便是太祖本人，而这一管控之策，与有明一代相伴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