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五）

四月二十四日，大军至清水源。永乐皇帝于马上向皇太孙朱瞻基指示山川险易及将士之勤劳，又问他说：“汝知吾所以为此者乎？”朱瞻基答道：“陛下岂为图其土地，利其资畜，而勤远略哉？顾此虏禽兽之性，虽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暂服而遽叛，非狝薙之，久亦难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岂不自乐？而仰劳圣躬，跋涉远外者，无非欲驱此除此虏于遐荒绝漠，令一迹不敢近塞下，使子孙臣民长享太平之福耳。”这听起来似乎是刻板的溢美之词，但永乐皇帝认为“孙之语，吾之心也”，喜而嘉纳之。

五月初一，永乐皇帝又给朱瞻基讲述为君之道。他说：“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通古今，不识民难，于经国之务瞢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常以之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力学问。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艰难，不可以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负祖宗之付托，亦有福泽被及下人矣。汝勉之！勉之！”

朱瞻基之勇武，亦令永乐皇帝颇感喜悦。早在三月二十七日，军至一山坡时，有野兔起于马前，永乐皇帝命朱瞻基射之，朱瞻基只发一箭，野兔应弦倒地，众皆欢呼。永乐皇帝喜道：“射虽小艺，一发即中，亦人所难。”最后，兔子被带往营地厨中加餐。五月二十三日，大军次饮马河。永乐八年北征时所采用的步步为营战略，在此发挥了巨大功效。粮食均被运至沿线粮仓，兵仗局又以神机铳、炮、盔甲、马甲等军械各200件，明甲1000套送至军前。战前，军中还颁行一份冗长而复杂的交战赏罚号令。官军有疾病者，令太医给药，仍未能治愈者，即送万全城休养。此外，永乐皇帝还谕安远侯柳升道：“士卒是将帅手足，将帅非士卒不能独成功。若为将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缓急，能出力相援耶？尔等宜尽心抚恤，无令失所。”

那么，敌军又在哪里？他们似乎长于机动，难觅行踪。在五月初四时，永乐皇帝就曾对前锋都督刘江说道：“骑士哨瞭，若遇寇，东走即瓦剌之人诣阿鲁台者，西走即阿鲁台部下往瓦剌者，须并执之。盖虏情多诈，不可不察。”

到了五月二十二日，都督朱荣报称，敌数千人正在向东行进。永乐皇帝认为，此必瓦剌军队，遂令朱荣遣精骑前往密探。临行前，永乐皇帝又告诉朱荣，从土剌河往饮马河处有捷径可走，且水草丰茂，可省三四日马程。如敌人果真向东行进，则速从捷径回来报告，则皇帝本人将亲率大军进驻饮马河，捉拿敌人。随后，刘江果来报告敌军正往东行进，永乐皇帝遂命大军进驻饮马河，准备瓮中捉鳖。同时，他还判断瓦剌军的辎重在后，无法跟随轻骑突进，故拨1000精骑给刘江，令之与朱荣相机抄略其后。战前，他还告诫全体将士：“五军将士，今深入虏地，一二日必破虏。临阵之际，齐力奋勇，所诛者惟首虏。毋夺财物，毋掠妇女，毋虐老稚，毋杀降附。违者斩！”

初战始于六月初三。前锋都督刘江于康哈里孩遇敌，斩获数十人而回。永乐皇帝闻讯，猜测敌军随后将至，于是命令所有营地严加巡防，称“虏中亦有能汉语者，或夜假言语相通，因而劫营，当谨备之”。次日，明军抓获瓦剌间谍，称马哈木率军距此约60公里。知敌不远，永乐皇帝甚喜，命诸军尽早启程。又次日，即六月初五，刘江等巡哨，见敌军前来，速驰回报。永乐皇帝亦命全军兼程而进，以迎虏寇。为了防止皇太孙朱瞻基遭遇不测，永乐皇帝特命铁骑五百贴身护卫朱瞻基。

六月初七，决战时刻到了。马哈木等见明军行阵整列，遂屯兵山巅，不敢往前。永乐皇帝则命铁骑数人前去搦战，瓦剌军不堪其挑，奋勇向前。明军以神机铳、炮等火器立毙数百人。炮阵掩护之后，永乐皇帝亲率大军冒矢突进，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亦率军攻敌之左右翼。经过一天鏖战，瓦剌军阵亡数千人，余众败走。明军一直追击至土剌河，斩获无数。马哈木、太平等皆脱身远遁。战后，明军收兵，永乐皇帝回中军见到朱瞻基。他告诉朱瞻基：“虏尚未远，夜中尤须慎防。迟明追扑之，必尽歼乃已。”朱瞻基则认为：“陛下督战勤劳，天威所加，虏众破胆矣。今即败走，假息无所宁，敢返顾乎？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事实上，朱瞻基的预见是正确的，瓦剌军已败归，明军也于六月二十五日起陆陆续续班师。阿鲁台的军队呢？很明显，明军与瓦剌的战斗中，阿鲁台始终未现身。六月十九日，大军回到饮马河，阿鲁台遣使称因近来患疾，不能来朝。永乐皇帝遣徐晟等前往慰劳，并赐之米100石、驴100匹、羊100头，又别赐其部属米5000石。阿鲁台复遣使拜谢。班师途中，永乐皇帝敕令皇太子向天地、宗庙、社稷告祭，并颁天下诏，以告诉天下臣民这一凯旋喜悦。诏文曰：

朕祗奉天命，抚驭华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瓦剌黠虏，僻处穷荒，与其丑类，岁相仇杀，败亡丧殁，存者无几。朕即位之初，抚摩存恤，授以封爵。数年以来，凭仗朝廷，始得休息，乌合为群，即复骄恣，辜德负恩，背违信义，擅弑其主，执我使臣，侵扰边境，豺狼无厌。朕不得已，躬率六师以讨之。师至撒里怯儿之地，贼兵迎战，一鼓败之，追至土剌河，贼首答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不度智能，扫境而来，兵刃才交，如摧枯朽，追奔逐北。兽狝禽戮，杀其名王以下数千人，余虏宵遁，遂即日班师。至饮马河，和宁王阿鲁台之众悉诣军门朝，推诚待之，劳徕抚辑，令回部落。呜呼！奉行天威，扫腥膻于绝塞；绥宁顺附，覃恩慈于远人。用靖边陲，佚我黎庶，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纵观太祖、永乐时期的数次北伐，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每逢身陷重围，行将战败之际，无论是鞑靼、瓦剌或其他敌人，他们的首领总是能在明军的层层包围中脱身而逃。通常，明军采用的战术是通过诱徕或追击，将敌人赶入包围圈，而敌军首领最终总是能巧妙逃遁。也许，明军并不十分迫切地想要缉拿贼首。我们猜测一种可能但未见诸史料记载的原因是，明军在进攻之际并未被要求必须擒拿敌首，因此他们并不会在战斗中刻意去寻找敌首踪迹。当然，我们还有疑问的是，假如真的抓住了马哈木或者其他瓦剌领袖，他们会怎么处置？这一点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主动请降的敌人，明军总能待之以礼。

就在明军行至边防线附近时，永乐皇帝告诫诸军勿要践踏民田，惊扰民务。他说：“朕出师讨寇，本为百姓。百姓劳于耕作，躬望秋成，况临边苦寒之地，衣食尤艰。今大军入关，朕已遣人巡视，敢有蹂践田禾、取人畜产，悉执送北京，处以军法。统率不严者罪同，尔将士俱慎之。”

无论此次北征是否可以被定义为成功，它毕竟一度维护了明朝的地位和边防安全。但是很快，随着时间推移，北征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战后，阿鲁台又遣使向永乐皇帝索要163个各级职事以授其部属，同时索取米3000石，永乐皇帝一并赐之。不久，永乐皇帝又谕宁夏总兵官、宁阳侯陈懋，称马哈木虽势穷力孤，但仍准备剽掠甘肃等处，令之严加关防。一度安宁的西北边防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与此同时，阿鲁台似乎也成了烫手山芋。就在永乐皇帝答应他前项封赐后不到4个月，永乐十二年十二月底，阿鲁台再次遣都督锁住等390人为使入朝贡马，并再次索要各级职事计275个，钞币、绢布若干。永乐皇帝再次从之。

时局风云莫测。永乐十三年正月初八，明朝与草原的关系再度迎来重大调整。是日，瓦剌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遣使贡良马50匹以谢罪。其使称：“数年以来，仰戴皇上大恩，如天罔极。前者不能约束部属，致犯边境，且拘留使臣舍黑撒答等，实非本心，皆为左右所误，致负大恩。天兵远临，死罪万万。今惭惧无地，痛自追悔，伏望天地大德，曲赐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贡如初。”永乐皇帝览奏毕，认为“黠虏尚敢巧言文过”，显非出自真心。但群臣皆认为，“夷狄禽兽，不足与较。惟天德广大，无物不包，请姑容之”，永乐皇帝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原谅了瓦剌方面曾经犯下的错误。现在，明朝终于出现了前述——瓦剌和阿鲁台均向明廷纳贡称臣——的情况。尽管表面上看，这两个在草原中互相角逐的势力均在明朝的羽翼下，但实际上呢？从史料看，时局的发展正在变得越发凶险。来自辽东方面的谍报称，阿鲁台正遣人往朵颜等卫征兵，而瓦剌人马亦已到阿忽马吉之境。二者的动向甚为可疑，永乐皇帝严令边防诸军昼夜谨备，不可怠忽。

也许，还需要再发动一次北征，永乐皇帝如是想。为此，他开始为新的战役作准备。永乐十三年十一月，朝廷大臣开始讨论此前北征中所暴露的问题。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认为此前军官常以借口躲避出征，各处守备所用武器质量也存在问题。他说：“军政修明，武备整饬，则国家无警急之虞。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法令严明，将士用命，东征西讨，用集大勋。皇上肃清内难，祗守成宪，屡垂戒敕，为将者必体士卒之心，为兵者必听将帅之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队伍整齐，兵甲坚利，庶几可以御侮靖乱，安内服外。而今之掌军卫者，略不究心，一遇征发，百弊并见。士卒精壮者，诈为罢软不行，将校畏怯者，谬托事故苟免。故皮败纸联以为甲，腐筋朽角合以为弓，其他器械敝陋尤甚，苟且因循，积有年岁。既往之罪，必须追究，庶几将来有所警戒！”永乐皇帝是其言，命御史监督征发和造械，如有违令，一例治罪。他还命天下诸将用心操练士兵，整肃行伍，明年春天效仿太祖例，各带精兵入京接受皇帝检阅；又令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选女真将官及精锐士卒同赴北京阅武。到了来年端午节，永乐皇帝又御东苑，与文武大臣等观击球、射箭等体育活动，并赐钱钞与各级文武臣僚、诸军卫士、普通百姓。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由于整个动员、募兵、操练精兵的进展缓慢，出现重重瑕疵，永乐皇帝决定敕谕天下武臣，向他们分享自己的忧虑，并训诫他们要公忠体国，不废军武。敕文曰：

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将勇兵强，削除暴乱，四海晏然。及其子孙弗率，武备不修，丑虏僭窃，驯至海内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传至数世，嗣主荒淫，王纲纽解，军政废弛。群雄并作，竟至覆亡。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时，将帅效忠，士卒奋勇，肃清奸宄，遂建洪业。朕嗣位以来，夙夜惕厉，唯恐蹈宋元覆辙，以坠皇考丕绪。尔等世有爵禄，与国家同休戚者，修饬武备，为国爪牙，此尔等之责。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来纪律废弛，队伍空虚，军士逃逸死亡，悉付不问。甚至通同有司受赇，卖放取军，明有程限，今纵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余年不回，及回所取，军十无一二，猝有缓急，何以应调。武备若此，国何赖焉！是皆尔等下不恤军，上不忠国所致。自今宜鉴古人之得失，体国家之委任，修职务，抚士卒，实军伍，缮器械，使兵政振举，武卫克严，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尔等亦永保富贵。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矣！

永乐十九年，明朝的军事动员愈加频繁。很明显，明朝已经无法同时维系与阿鲁台和瓦剌的双边关系了。在这数年间，明廷与瓦剌的关系日渐亲善，而与阿鲁台的关系却出现恶化倾向。永乐十六年，太监海童、指挥柏龄等出使瓦剌，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奉表贡马。时顺宁王马哈木已故，其子脱欢请求承袭父爵。永乐皇帝俱皆从之。永乐十七年五月，海童等返京，贤义王太平遣其子乃列忽率军护送，至半途遇寇，乃列忽奋勇击退强盗。永乐皇帝听说之后，大加赞赏。而另一方面，明朝与阿鲁台的关系看似平稳，实则暗流涌动，潜藏危机。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脱木儿赴阙贡马，但脱脱木儿在明军边防驻地附近洗劫过往商旅。永乐皇帝遣使戒谕阿鲁台毋得胡作非为，而阿鲁台似乎并不听命。从《明实录》记载看，“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

数月后，瓦剌使臣返归，永乐皇帝再次派太监海童随行前往瓦剌，赐给瓦剌彩币等物，并敕谕瓦剌诸部：“往年寇边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问。自今其头目人等，能摅诚来归，悉授以官。”而与阿鲁台方面的关系却在持续恶化。早在永乐十七年十一月，中兵马指挥司就曾在京师市集抓获一名阿鲁台的使者，此人横恣无赖于市，强夺他人财物。永乐皇帝命械送阿鲁台自行处置，并告诉他：“自今遣人朝贡，及于边境市易者，宜戒约之。能守朝廷之法，则两使往来，边境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