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七）

到了七月三十日，大军至宣府，本来被战争阴霾所笼罩的宣府仿佛一下子透进了希望之光芒。在随后的宴会中，永乐皇帝夸赞了明军的英勇，并认为这是他取胜的资本。他说：“军次固盛然，又将有谋、士有勇，小大协心，乃克成功。”八月十二日，大军至万全，永乐皇帝再次诏谕全军将士，指明此次战争的正义性。他说：“朕不惮劳勤，屡率将士以驱除虏寇者，非志于用武，盖为中国生民计也。尔诸将宜协心奋力，夫有精兵十万，可以横行天下，一人奋躯，千人莫敌。今以三十万之众当残虏，何患不克！况大义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奋尔谋，励尔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将何功不成，何名不立！”

除了鼓舞士气，永乐皇帝还时常为军务出谋划策。他要求将士在闲暇之时要勤加操练，不可坠废习武，又命诸将安营扎寨时要把火器部队布于阵前，骑兵居后。但是，事无巨细皆需圣裁，对永乐皇帝而言也是个巨大负担。因此，他又在某些方面要求诸将要临机处事。兵至沙城，宁阳侯陈懋等询问是否继续行军，永乐皇帝就告诉他“诸事宜自审几而行，岂朕一一所能遥度”。

九月十五日，阿鲁台军知院阿失帖木儿、古讷台等举家来降，并给明军带来重要情报。他们说，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人口、牲畜等俱被脱欢掠夺走，余部溃散。阿鲁台一无所剩，只能远遁。尽管如此，永乐皇帝却认为，阿鲁台今虽困于瓦剌，狼狈失势，但鉴于其前科所犯，边防警备仍不能松懈。

十月初七，永乐皇帝驻跸万全右卫的上庄堡。当日，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从前方传来。前锋都督陈懋称，其兵至饮马河时，也先土干竟率众归降。其降书曰：“臣也先土干，穷处漠北，旦暮迁徙不常。又见忌阿鲁台，几为所害者屡矣，危不自保。仰惟陛下体天心以爱民，今四海万邦，皆蒙覆载生育之恩，岂独微臣不沾洪化？谨率妻子、部属来归，譬诸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沾被光华，死且无憾。谨昧死陈奏。”

消息来自陈懋，当无可疑。永乐皇帝遂敕陈懋必须善待也先土干，毋得侵损其资财孳畜。又以敕文抚谕也先土干，曰：“尔智识卓越，灼知天命，亲率部属来归，可谓超群出类者矣。览奏，良用嘉悦。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已敕宁阳侯陈懋等，偕尔同来，在途爱重，以副朕怀。”

永乐皇帝对也先土干如此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也先土干并非普通人，他是鞑靼王子，黄金家族后裔，是汗统的合法继承人之一。阿鲁台试图统治蒙古，就必须将之推戴在前，而自己成为幕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太师。显然，也先土干不愿意成为阿鲁台的傀儡和附庸，他常“以黠桀自豪”，故尤为鞑靼人所敬畏。如此风云人物，现在竟主动向明朝请降了！在洪武时期，太祖总是对来自漠北的“大根脚”贵族报以深深的敬意，而无论他们是否主动请降，如前述的纳哈出和乃儿不花。而几乎出于自然惯性，永乐皇帝也如出一辙。早在他还是燕王的时候，他就曾参加款待来降的纳哈出和乃儿不花。

至此，第四次北征就算结束了。十月二十二日，陈懋带着也先土干抵达天城卫。也先土干遥望永乐皇帝，尚有恐惧之色，永乐皇帝主动上去与之交谈，也先土干始稍宽心。他告诉永乐皇帝，自己“久愿来归，但为阿鲁台等牵絷”，是以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大摆珍馐酒馔，宴请群臣。宴中，永乐皇帝决定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并赐名金忠。其甥把台在归附过程中助力许多，授封都督，赐冠带及织金袭衣。其妻、子及部署将校等，亦各赐钱钞、织金文绮等物。宴席中，永乐皇帝还特命忠勇王金忠，位次侯爵之下、伯爵之上，宴后又将御前珍馐、御用金杯赏赐予他。

十月二十八日，车驾从万全出发返京，忠勇王金忠一骑随后。路上，永乐皇帝询问其部内之事，金忠说：“虏中归心天朝者众，但为凶渠所制，不能自拔耳。”

十一月初四，晴空万里。大军至北京以北50公里处的居庸关。永乐皇帝穿着衮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按辔徐行，进入居庸关。大军整装列阵，军容威武，金鼓喧阗，旗旄辉焕，连亘数十里而不绝。早已等候于此的文武群臣、老幼百姓、四夷使臣等百十万人见之，皆齐齐下跪，山呼万岁，以庆祝明军凯旋。金忠紧跟其后，不禁感慨：“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

十一月初七，车驾抵京。次日，永乐皇帝便以各级职事授予追随金忠归附明朝的将校81员，其中把帖木儿、阿速台等7员为都指挥，卜答帖木儿等31员为指挥，昂克土列等18员为千户，格干帖木儿等25员为百户所镇抚。又以金印铜符、织金文绮、金银钱钞、纻丝罗绫、马鞍、牛羊、米粮等赐其众，并令有司供应忠勇王金忠的居第、床褥、柴薪等生活所需，每年另给禄米1000石。从《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百户镇抚，每人也能受赏银15两、钞300锭、织金文绮1件、棉布20匹，并赐一应生活所需物资。在永乐皇帝看来，这种赏赐并不见得是一种铺张浪费。

乐极生悲的是，坏消息几乎接踵而至。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初七，大同、开平守将奏报，阿鲁台所部侵掠当地。而自从金忠归附以来，他就一直劝永乐皇帝发兵讨伐阿鲁台，但永乐皇帝认为时机不到，不但久征会使民间供给匮乏，士卒也疲于奔命。现在，阿鲁台的侵扰使他改变了主意。于是永乐皇帝开始召集公侯大臣计议第五次北征之事，群臣皆认为，“逆贼不可纵，边患不可坐视，用兵之名不得避”，遂决议再次组织御驾亲征。永乐皇帝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各选兵将赴京，准备开赴前线。

四月初四，大军从北京进发。二十余日后，车驾次隰宁，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挥同知把里秃等抓获阿鲁台的一名间谍。间谍称，阿鲁台去秋闻朝廷出兵，已与其部属北遁，因冬天飞雪连天，牛羊孳畜多冻死，部属之间又相分离，各自谋生。此后，阿鲁台又继续北遁，但仍不忘派遣间谍前来探听明军是否真的发动北征。此次北征，正值漠北草原又迎来一个雨水充沛的年份。明军到达开平的时候，恰逢天降大雨，士卒多为雨淋湿。永乐皇帝要求诸将必须“视卒如爱子”，尽心体贴关爱为之卖命的士兵，这样士兵们也才愿意尽心为国除残去暴。

在永乐皇帝心中，此次北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阿鲁台。从前几次结果来看，仅仅把阿鲁台赶走恐怕还是不行的。在永乐皇帝看来，因为他杀死了自己曾经拥戴的鬼力赤，归附明朝后，又复叛而去。再后来，他又意图控制也先土干为傀儡而未遂。像这种不忠不义之辈，留之何用？若纵其为虐，亦不过只是在漠北为明朝留下隐患而已。一念至此，永乐皇帝释放了一些俘虏，并遣中官伯力哥随同他们回去劝说诸部族之人归附明朝。永乐皇帝认为，许多人正如金忠所言，意图归附明朝，却又慑于阿鲁台，未敢轻动，因此他在劝谕文中提到：

“往者，阿鲁台穷极归朕，及朕所以待之者，皆尔等所知。朕何负彼？而比年以来，寇掠我边鄙……朕体上帝好生之仁，惟翦其枝叶，毁其藏聚，驱出诸旷远之地，岂徒全其余息，亦犹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乃兽心不悛，日增月益，比吾边氓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为恶有本，今王师之来，罪止阿鲁台一人，其所部头目以下，悉无所问。有能敬顺天道，输诚来朝，悉当待以至诚，优与恩赉，仍授官职，听择善地安生乐业。朕此言上通天地，毋怀二三，以贻后悔。”同时，永乐皇帝又诏谕诸将，要求他们善待前来归附之人。其谕曰：“朕为天下主，华夷之人，皆朕赤子，岂间彼此。今罪人惟阿鲁台，其胁从之众，有归降者，宜悉意抚绥，无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向我师者，悉纵勿杀，用称朕体天爱人之意。”

应昌，北京以北400公里处的一处城镇，始建于元代，入明后改称清平镇。五月二十二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明军不得不暂驻于此地。次日，永乐皇帝设宴款待随征文武大臣。宴中，永乐皇帝命内侍唱起“太祖皇帝御制词五章”，歌词为太祖所创，备载创业守成之艰难，示戒荒淫酗酣之失道，词曲颇慷慨激昂。群臣听了，无不感慨叩头，表示钦遵圣训，恪职尽忠。

大军继续前进，但先头部队没有发现阿鲁台的踪迹。忠勇王金忠在行进中异常踊跃，他与陈懋所部为先锋，一路挺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此地原本为阿鲁台的一处驻地，此时弥望荒尘野草，阿鲁台及其部属已杳无踪迹，甚至连车辙马迹也已漫灭不见。显然，阿鲁台撤离已久。永乐皇帝命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分兵于山谷中搜寻踪迹，但二将大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并不见一人一骑。直到六月二十日，一切都毫无进展。永乐皇帝想要结束此次北征。他说：“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的确，明军在广袤的漠北草原追踪阿鲁台，就好似大海捞针，正如永乐皇帝所说：“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他不愿继续劳烦将士，于是召诸将议分兵两路南归。路上，永乐皇帝在清水源的石崖上刻石记事，以铭此次北征于后世。

七月十四日，大军次翠微冈。永乐皇帝在御帐中靠着桌子而坐，他的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侍立左右。这位垂垂老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他问内侍海寿归京日期，后者告诉他，约能于下月中抵京。永乐皇帝点点头，没有再继续询问什么，而是顾谓其大学士，咨询皇太子摄政之事。他说：“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学士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属心，允称皇上付托”，永乐皇帝十分欣慰。

永乐皇帝发布了最后一次告天下臣民诏，诏文一如既往地重申了此次北征的原因及结果。其文曰：“朕恭膺天命，统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鸿业，夙夜孳孳，惟怀永图。比以北虏残孽，负恩梗化，为患边强，乃躬御六师讨之。师驻应昌，前锋获虏声息，盖去秋探知大军出塞，已挟妻孥远窜山谷。及冬，雨雪连绵，积深寻丈，牛、羊、驼、马亡毙殆尽，部落叛散，互相劫夺。今闻大军且至，奔遁益远。朕亲率兵至答兰纳木儿河，穷搜极索，抵白印山，四望萧条，旷无人迹。因念王者之代，夷狄驱之，而遂用班师。於戏！征伐之举，岂朝廷所得已哉！昔高宗于鬼方，宣王于猃狁，皆为保民之计也。肆今徂征之师，遂振攘夷之绩。告中外咸使闻知！”

七月十六日，帝不豫。十八日，帝崩于榆木川，寿64岁。

永乐皇帝驾崩后，为确保大军安全，杨荣、金幼孜等决定秘不发丧，直到大军顺利回到北京。

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永乐皇帝是否应该五征漠北？这一系列战役，是否真正提升了明朝的宗主地位，巩固了其边防安全？从上述永乐皇帝的一系列说法，他的一系列北征都在于保境安民，并使生活在明朝周边的诸族属部落和平共处，保障他们免受剽掠。应当说，在一段时间内，北征的确发挥了这种作用。瓦剌和鞑靼对边防的袭扰减少了，因为每一次轻举妄动都会招致明军的巨大报复，对于虏而言，代价显然得不偿失。但同样地，明军发起的每一次战役，都需要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代价，这又决定了永乐皇帝的每一次出征都不可能持续太久。再者，永乐皇帝后继无人。在他之后即便是他最宠爱的皇孙朱瞻基，也无法成为像他一样雄才大略的统帅。

太祖、永乐时期对漠北草原所发起的一系列战役还产生了一个间接后果，那就是在他们的鼓励和武力炫耀下，成千上万鞑靼、瓦剌或其他族群人民自愿归附明朝。这实际上又间接抽干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尽管他们从未把这一行为列入自己发动北征的目的。大量南下的人民，通常以成建制的方式，由其原先部族首领带领，或安置于中原内地，或于边境附近建立卫所。有关这一切，前述学者司律思的著作中已有详细叙述，可参考之。而明朝之所以愿意这样混同华夷，而非将之拒之门外，显然也是经过考量的，认为这样有利于边防安全。

囿于史料，有关鞑靼人的史实已难以深入探究。从明朝的史料记载看，鞑靼蒙古人与瓦剌蒙古人之间常因漠北草原的统治权而展开激烈竞争。而在他们的西边，还有一群被称为土达的蒙古人，定居于甘肃沿边的卫所，他们的首领往往同时兼任明军卫所的官员。而在草原最东边的兀良哈蒙古，他们之中有的倾向于归附明朝，因而明军在此设有朵颜三卫。另一部分兀良哈人则倾向于与阿鲁台合作。综观漠北局势可以发现，尽管明朝号称天朝上国，明朝皇帝号为“天下主”，但他始终无法将统治延展至此。明朝在漠北的存在是断断续续的，它无法，也从未试图在漠北草原设州置县，直接实行统治。明军虽强，但它在漠北的活动能力，仍取决于草原诸部族的力量。以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漠北草原的角逐场中，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草原一方，明军只是因之所行而作出反应。鞑靼人也好，瓦剌人也罢，他们所谓的“称臣纳贡”，充其量只是为了换取明朝的支持罢了。阿鲁台曾这么做过，但那只是因为永乐九年时，瓦剌人严重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时的应激反应。同样地，瓦剌人也是利用了明军，才能在永乐十二年彻底将阿鲁台打压下去。

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愿意向明朝“称臣纳贡”吗？因为史料不足，这个问题恐怕要永远成谜了。我们只知道，这些漠北草原部族，曾经在是否接受明朝为宗主国的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但个中细节我们又知之甚少。瓦剌方面、阿鲁台方面为何一再拘杀明朝使节，又为何时而剽掠明朝边民，我们也无法再全部得知了。不过，当我们打开地图，仔细琢磨他们袭击的时间、地点时，我们或许能推测其个别原因。

显然，袭击并非为了引起明军的报复，而是为了掠夺物资。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些“虏”从未试图攻占明朝的领土，也没有对袭击提出更高的目的，比如，通过武力迫使明朝改变某些政策。也许，在缺乏常态化的市场贸易体系和机制的情况下，剽掠必需品是游牧经济唯一的补充手段。也许，袭击就像外出打猎一样，是鞑靼青年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只有让他们不断处于忙碌状态，他们才能心无旁骛地追随自己的首领。也许，有些袭击的确是无法无天的打击，但那往往超出了他们首领的控制。明人常将他们称为“虏”，指责他们贪得无厌，但掳掠之意，似并非全为部族首领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