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宣德时期——和平之巅（三）

次日，车驾至石门驿喜峰口时，边将紧急来报，称兀良哈之寇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会州，马上就要抵达宽河。宣德皇帝不是好战之辈，但听到消息亦不禁义愤填膺。他对诸将说道：“孽虏无能为也，但谓吾无备，故敢此来。若知朕在此，当惊骇走矣。今须擒之，不可纵也。”为了出其不意打击进犯之敌，又考虑到喜峰口地势险峻，不利于大军并行，宣德皇帝决定亲率铁骑3000，突袭敌人。有将领认为3000兵恐太少，宣德皇帝道：“兵在精与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办擒贼。诸军可后进。”于是，宣德皇帝在遵化选精锐骑士3000人从征，每人带马2匹，口粮10日，轻装上阵。

恶战开始了。先是，定辽右卫副千户潘雄与敌人遭遇，力战不敌殉国。九月初六，宣德皇帝带兵出喜峰口。他命士兵趁夜行军，军士、战马皆衔枚裹蹄，敛甲韬戈，一夜急行军40余里，黎明时抵达宽河，与敌营相距20里。此时，宣德皇帝命铁骑分为两翼，发起冲锋。敌军悉数来战。宣德皇帝亲自射杀敌前锋3人，神机铳手对敌人进行轮番射击，敌人马死者大半，余众皆溃逃。宣德皇帝亲率数百骑追击，敌人远远望见黄龙旗帜，方知大明天子驾到，慌忙下马请降。是役，明军获敌人口、驼马牛羊、辎重无数。宣德皇帝命斩其渠首，又令诸将乘胜追击，于山谷间搜其巢穴。

忠勇王金忠及其外甥、都督把台扈从出征。金忠主动请缨追击兀良哈残部，宣德皇帝同意了。有大臣密劝宣德皇帝，认为此二人毕竟是“夷虏”出身，万一一去不复返，会成为明朝新的边患。但宣德皇帝认为这正是展示明朝海纳百川的好机会，返与不返，均由二人自便。他说：“去留亦任所欲耳。朕为天下顾，独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虽朝夕置于左右，亦终去，宁能久絷之耶？”大臣又建议以其中一人前去为朝廷效力，另一人留下以为人质。宣德皇帝否决了这一提议，他说：“朕以诚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素厚，大马识豢养之恩，况人乎？彼当有以见报。”果不其然，数日后，金忠二人俘虏了数十名兀良哈人回来，另获马百余匹，牛羊数百头。

宣德皇帝大喜，命中官以内厨酒馔赐二人，又赐大金爵以为酒盅。事后，宣德皇帝告诉其大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做法。他说：“王者任人亦诚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则下思保身免祸，谁复尽心？昨者如惑于人言，岂不失此二人心！”大臣们仍坚持认为，“外夷之人亦不可任信太过”，宣德皇帝又以汉家故事为例，再次强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他说：“外夷人亦未必尽不可信，但在审处得宜耳。汉用金日䃅，何不可也？”

前述永乐二十二年时，永乐皇帝在北征阿鲁台时，曾重挫与阿鲁台结盟的兀良哈人。现在，宣德三年，明军再一次狠狠教训了兀良哈人。在这两次战争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明朝一项未及言明但已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理论上讲，兀良哈诸部与明朝有朝贡关系，明廷亦于兀良哈地置朵颜三卫，尽管部分兀良哈人反复无常，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更不代表全体兀良哈人的意思。因此，在上述两役中，史官只字不提朵颜三卫之事，即与此策略有关。朵颜三卫对明廷仍有作用，明廷不希望它们因为两役而声誉扫地，甚至从此与明廷断绝羁縻关系。在明廷看来，强调明军对虏寇的胜利就已经是足够的惩罚，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北征结束了，明军班师回朝。九月十五日，宣德皇帝下班师诏，诏词一如既往充满了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诏文如下：“恭天抚民，无华夷远迩之间；除残去暴，本帝王仁义之心。故拔稂莠所以育苗，而斩蛇虺为其伤物。善善恶恶，明圣所同。朕嗣祖宗之洪图，主万邦之兆庶，志存康济，夙夜惟勤。比以残胡尝为边患，爰于农隙，躬历疆陲，饬励将士，严固防守。九月初二日，驻师石门，遽得边报，胡寇数万南侵，豕突兽奔，已迫近境。朕躬率铁骑三千驰赴之，将士比力协心，咸奋一当百，斩馘虏首万余级，擒其酋长百余人，径捣其巢穴，尽获其人口、兵器、马匹、牛羊、辎重不可胜计。腥膻荡涤，边境肃清，即日班师！呜呼！稔恶弗戢，丑虏何逭于天诛；武威载扬，嘉兵岂予之所志？庶几攘夷之绩，用副保民之心，诏告中外，咸使闻知！”值得注意的是，宣德皇帝的诏书中既没有提到兀良哈，也没有提到朵颜三卫。

班师至北京以北近百里的喜峰口时，当地军民男女皆前来围观。当看到所得虏口、驼马牛羊、辎重等战利品绵延数十里不绝而来时，他们都欢呼雀跃，叩首山呼万岁。又过数日，负责殿后、搜捕残寇的部队也回来了，他们所获虏口、孳畜等亦不可计数。看到此番情景，人们都认为，此次北征，是“平虏之绩”中最盛大的一次，可以与永乐时期的任意一次北征相媲美。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即宣德皇帝此次北征，对明廷与兀良哈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其后果又是什么？我们且看若干例子。

在班师不久后，永平府奏报卢龙陈家庄遭“胡寇”劫掠人口、马牛。宣德皇帝敕谕薛禄等称：“尔等宜严饬官军，昼夜瞭望，谨慎堤备。若寇再至，须尽殄乃已。失机误事，必杀无赦。”史料中虽仅提及“寇”，但我们仍能合理推测，此“寇”即兀良哈人。

宣德四年二月，毗邻兀良哈的女真诸卫指挥亦里伴哥等遣人来朝，称去年明军北征兀良哈，导致女真诸卫人心惶惶，“虑不自保”。宣德皇帝抚谕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不用担心明军的征伐。他还赐予诸卫礼物，并安抚其众。他说：“天道福善祸淫，人君赏善罚恶，一体天心，岂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则朝廷讨之，岂肯滥及无罪！尔等安分守法，即长享安乐，何用恐怖？”

三月初二，朵颜等卫头目完者帖木儿等来朝贡马。宣德皇帝见其有悔罪诚意，决定宥其前过。宣德皇帝将前役所俘完者帖木儿的家属尽皆释放，又升其为都指挥同知。宣德皇帝还对他说：“自今宜严吏部曲，毋为寇盗，庶几大军不出，尔得永享太平。苟或不遵，仍蹈前过，不有人祸，必有天殃，其敬慎之。”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宣德时期，明朝对袭扰边陲的“夷虏”总是抱以宽容推诚之心。我们无法从史料中感受到来自明廷的哀怨，也没有从中看到明廷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宣德五年二月，前述策略再次出现在宣德皇帝与福余卫头目的对话中。时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奏称，朵颜、泰宁二卫所部兀良哈人曾经多次袭扰边民，福余卫所部民“恐其贻累”，不愿与之为伍。他们向宣德皇帝保证，如朵颜、泰宁二卫继续袭扰不悛，福余卫愿为明军清除作乱分子。宣德皇帝赞赏了福余卫的表态。福余卫是否真的说到做到，权且存疑，但宣德皇帝似乎并未过多在意此事。这种对待朵颜三卫的“耐心”，最终有了回报。由于朵颜三卫头目能“绥抚其众，恭事朝廷”，宣德七年七月，宣德皇帝遣指挥丁全等往赐朵颜三卫头目织金衣、彩币等物，以示嘉赏。

其实，早在宣德六年正月，宣德皇帝就下诏宽宥朵颜三卫所犯下的剽掠之罪，尽管此时他们的剽掠可能仍在继续。其诏文曰：“朕恭膺天命，主宰天下，四方万国之人，皆欲使之安乐得所。尔等受朝廷爵赏，不能约束下人，致其近年常入边境剽掠，边将屡请加兵，朕体上天好生之心，不允所言，盖虑大军一出，累及良善，兹特宥尔等罪，凡前者作过之人，听尔自行处治。其所掠之物，悉追究送还，仍令纳马赎罪，改过自新。若恃恶不悛，大军之来，不独尔等父母妻子受害，昆虫草木亦不得宁。勉思良图，毋贻后悔。”宣德皇帝最终将兀良哈人的劫掠归咎于朵颜三卫头目的管控无能，而非意图与中原抗衡的表现。在彼时彼刻特殊的形势下，这一认定颇为明智合理。

后来，在宣德七年九月的时候，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报称，朵颜三卫的兀良哈人出兵进攻阿鲁台，却为阿鲁台所败，其家口、辎重、牛马、田稼等尽为阿鲁台所夺。余众皆逃往海西女真诸部。巫凯遣人去招徕逃散之众，但他们不肯随之归来。为防不虞，巫凯命整饬军马，随时做好防御准备。此举令人不解，但宣德皇帝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只是命巫凯谨慎做好应对突发的准备，并未采取其他措施。到了十月，又有消息来报，称阿鲁台率军东行，攻兀良哈诸部，宣德皇帝说“夷狄相攻，常事。然虏谲诈，或者乘间为边患”，于是令边将严加戒备，但仍无其他干预措施。再后来，到了宣德八年二月，阿鲁台部属哈把儿秃及泰宁卫鞑靼拾剌把都等人不约而同归附明朝，称“愿居京自效”，宣德皇帝非常高兴，赐予他们织金袭衣、彩币、银钞、绵布、鞍马等物。

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兀良哈诸部“首鼠两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在永乐二十年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阿鲁台的盟友，永乐皇帝北征击溃了他们。之后，他们持续与明朝为敌，直到宣德三年宣德皇帝再次击败他们。四年后的宣德七年，他们又转而与阿鲁台为敌，几遭灭顶之灾。当前我们所展现的，以及未来还会提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朵颜三卫仍会摇摆不定，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支持明朝，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墙头草的情况。因此，在明朝看来，他们固称不上死敌，但也谈不上患难之交，充其量亦不过“酒肉朋友”。

在明朝的边防战略考量中，漠北蒙古诸部的分量无疑最大。毕竟，作为他们发祥地的蒙古高原，与北京可谓近在咫尺。后来明人所谓的鞑靼蒙古，如阿鲁台等，原是成吉思汗及其麾下诸将的子孙后代。但他们在永乐皇帝面前吃了败仗，遭到沉重打击，以至于阿鲁台不得不“屈尊降贵”，向明廷朝贡并接受其册封为“和宁王”。在蒙古高原西边，瓦剌人也向明廷朝贡。这一局面对于明朝来说可谓最佳状态。因此，在鞑靼与瓦剌之间，宣德皇帝既不偏袒其一，又努力居中寻求双边和平，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便是明朝边防获得近十年的相对和平稳定。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宣德皇帝如何交织外交和防务，我们就需要以《明实录》按图索骥，从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明军的北境防线在一开始构建时就出现了问题，因此到了宣德时期，明军出现了战略收缩的态势。这种态势同样出现在其东南沿海处——撤出安南和取消类似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航海活动。原本设置于草原深处的前哨也被撤除了。宣德元年夏，山西北部朔州卫军士白荣建言：“大同、蔚、朔，古云中之地，西北皆沙漠。国朝设行都司于大同，又设东胜、高山等十卫缘边守御。建文中，诸卫皆入内地，惟留安东中卫于朔州，乞以高山等十卫仍旧守边，则虏寇不敢窥伺。”建言上达天听，宣德皇帝与五府、六部官计议。他说：“天下无事，边防正当严饬。况西北尤为切要，但军士安居既久，一旦遽迁，恐人情不便。”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接受白荣的建议，将原本内迁的高山、玉林、镇虏、云川四卫重新调往北境，改隶山西行都司。

卫所的内迁似乎意味着，与其斥巨资打造昂贵而脆弱的防线，不如以攻为守来确保边防线的安宁。后者正是永乐皇帝的选择。而现在，他的孙子宣德皇帝，开始转变这一战略。他开始专注于防守，淡化进攻选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采取进攻姿态对将士的训练要求更高，而防御姿态则相对不必有过高的军事训练要求。

采取防守战略，意味着原本南迁的卫所必须重新部署到北边，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容易做到。宣德皇帝试图让权居定州的宣府二卫重新回到宣府前线，但他又担心，“两卫军士、家属，不下二三万人，屯处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难”。为此，他决定暂时仍令两卫士兵分作两拨，以秋分为届轮番前往戍守，等到营房建设妥善后，再令其家属随军前往。如前所述，永乐时期的战略是将卫所军士家属内徙，士兵每年轮换两次外出戍边。而宣德皇帝则重新转变这一思路，意图取消轮番戍卫，而通过卫所将士举家实边，使边防兵力增加一倍有余。在宣府东北200公里的开平，宣德皇帝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由于大规模为开平守军提供军需供应几不可能，因此，宣德皇帝令开平守军家属于赤城、云州立堡居住，守军依旧更番轮戍。

但阳武侯薛禄在其奏疏《备边五事》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开平官军家属众多，月给为难，宜于独石筑城，毡帽山塞关，移置开平卫于此，俾其人自种自食。精选本卫及原调守备官军二十人，分为两番，每番千人，自带粮料往开平戍守。既免馈送之劳，亦得备御之固。”此外，他还提出了更多看法。他说：“大同武安侯郑亨所总军士，守城之外尚有二万余人。宣府都督谭广所总军士，守城之外亦有万余人。而两地相去四百余里，倘有缓急，猝难应援。宜各增都督一人，分领精兵，往来巡逻，遇贼猝入，并力成功。”他又提出：“西阳河、洗马林二隘口，虽有烟燉，相去遥远，遇夜有寇，难以传报。宜各增置三烟燉，给与铳炮，遣人守了，消息易通。又缘边旧有烟燉，墙垣壕堑，多已倾颓，宜令郑亨、谭广各按分地，督兵修筑。”宣德皇帝命公侯大臣集议其所提边备之事。

天气渐凉。考虑到虏骑来袭的潜在可能，宣德皇帝严饬明军戒备。他诫谕缘边诸将，曰：“国家置关隘，非独以御外侮，亦虑境内亡赖，或有私逸扰外夷者。盖统御之道，在彼此无扰。卿等宜体朕此心，朝夕防闲，毋纵下人私自出入。违者，械送京师。”

宣德元年七月，巡边明军于鲇鱼石关遇虏寇40余人，将其杀散，夺其马匹而还。宣德皇帝大喜，对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说：“虏好鼠窃，但防守周密，来则击之，去则勿追。保境安民，此为上策。”此处，宣德皇帝一如既往地告诫边将，莫贪小胜小利而得意忘形孤军深入漠北，以致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