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正统时期——英宗皇帝的多事之秋（二）

正统元年十二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等奏：“陕西地界，与东胜及察罕脑一带沙漠相接，胡寇侵扰，殆无宁岁。洮、岷等卫亦临绝塞，所控番簇，叛服不常。各卫官军恒被调遣，止余羸弱居民。比者，庄浪有警，虽有守备官军，临敌不能捍御。况瓦剌脱欢人马，比之诸胡特盛，其使臣有在甘宁等处久住，习知中国虚实。脱使亡归本土，必然泄我事情，导之入寇。访得各卫军丁及民间多有骁勇、精锐、通武艺之人，乞命廷臣前来慎选。及募自愿立功者，量加赏赉，给廪蠲役，严督训练，有警易为调用。又言巩昌府迭烈孙巡检司地方，密迩沙漠，止赖黄河为之限隔。每遇河冰冻合，辄调官军往戍，岁复一岁，秪为烦劳。乞将巡检司改设一卫，拓其城垣，修其墩隘，分兵屯守，庶几兵政有备，边境永安。”事实上，此事早在去年就讨论过了。兵部认可其议，出榜招募。六个月后，募得“军余民壮愿自效者”4200人，每人得布2匹，月给粮4斗。

总体而言，明军在北境防线西北段的防务仍然面临巨大压力，君臣之间累次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这是15世纪初以来还未出现的局面。据边报，阿台与朵儿只伯等长期游弋于宁夏附近，乘间侵扰。事态发展令人错愕，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右侍郎邝埜竟锒铛入狱。英宗皇帝责之曰：“边情紧急如此，尔等何故迟延不议？欺朕年幼邪？”但作者怀疑这是否是英宗皇帝的本意，毕竟当时他才9岁。

英国公张辅与其他侯爵、五府、六部官员重新集议边备之事。最后，他们共同认为：“甘肃、延绥、大同、宣府，各边俱有镇守总兵等官，师旅不为不多，烽堠不为不备。然而残虏得为寇者，以守将提督之不严尔。欲便命将出师，则贼寇出没不常，初无巢穴可捣。为今之计，宜令各处镇守等官尽心措置，毋踵前为，遇贼剿除，不限分守。仍令蒋贵、赵安各率精骑时于贼人出没地方巡哨，遇贼追杀，毋纵入境。官军有功，计劳受赏，畏缩失机，量情行辟。其延绥地方旷远，都指挥王永所领兵少，乞将山西在京操备官军内摘2000人，举智勇都指挥一员管领，前去同永守备。其在京旧选官军四万，令成国公朱勇训练，以备有警。”英宗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

又数日，英宗皇帝敕甘肃总兵官蒋贵、宁夏总兵官史昭、大同总兵官方政等曰：“即今冬寒，草枯马瘠。正残虏授首之时，机不可失。尔贵其率兵趋宁夏，尔昭其与贵会合出兵。尔政其率兵出境巡哨，为贵等声援。尔等先议出师之期，道里所由，并剿贼方略，密疏以闻。境外机宜，惟卿等所便，朕不遥制。”

至于其他地方各级将校军官，虽然他们会因为违反纪律受到朝廷批评，但法不责众，他们通常不会因此受到过多指控。奉命行事、埋头苦干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甘肃左副总兵都督任礼试图于春季发动剿捕敌人的攻势，但“贼人巢穴无常，莫知所止”，于是他请求朝廷暂且释放还在狱中的刘广以为向导，因为刘广长期在前线供职，熟知敌情。但英宗皇帝认为刘广“纵贼出入，罪当诛夷，不可释”，令任礼重新于甘肃官军中选得替之人。

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国公朱勇奏称：“夷狄桀黠，从古为然。近闻瓦剌脱欢与朵儿只伯互相仇杀，势不俱立。臣恐其并吞之，余势益强大。乞敕各边广其储积，以备不虞。”英宗皇帝是其议，命严饬边防战备。

且不问边报是否准确反映敌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朵儿只伯对宁夏的攻势日益凌厉。“达贼”多在庄浪、兰县及宁夏山后潜藏出没，时常纠合入寇宁夏，因此总兵官史昭不得不向朝廷求援。英宗皇帝一面以京畿卫所调拨宁夏协防，另一方面又令大同总兵官方政、都指挥杨洪率兵两万，都督蒋贵、甘肃右副总兵都督赵安亦从凉州出发，率兵前往与宁夏方面都督佥事丁信会合，出击清剿阿台和朵儿只伯的部队。这支部队预计将于两个月后与阿台、朵儿只伯的军队爆发一场全面生死战。明军的战略是，以凉州、宁夏方面的部队发动进攻，而以大同之兵填充两方因出击而造成的防守兵力真空。而弥补大同方面兵力缺失的是来自京畿的部队，因在大同边境的阿鲁台残部仍非常活跃。那么，这一切的最终结局又如何？

正统二年二月，瓦剌脱欢的使臣阿都赤等陛辞时，英宗皇帝告诉他们，明军即将对阿台、朵儿只伯发动大规模攻势。为防止误伤使节，朝廷会派兵护送使臣出境，并请使臣转达顺宁王脱欢，如两军夹攻阿台、朵儿只伯时相遇，令“两无相犯”。

三月，蒋贵来报：“先因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在宁夏山后潜住，上命臣等探其情实，与宁夏会兵剿杀。臣等累遣夜不收分途出境，直至宁夏贺兰山后，探知贼营移往东北。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遣夜不收谷聪言生擒达贼阿台部下同知马哈木，审知阿台等欲往亦集乃去。臣等议欲整搠军马，遇有声息，不分界地即往，相机剿杀，互相策应。”英宗皇帝命其小心行事，“尽心竭力，奋忠贾勇，以建大功”。

或许出于对他族的防范，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等向朝廷奏报另外一个问题，即希望西安左卫等番、鞑官军通过调除的途径移居内地河南，分守南阳等偏远州郡。但朝廷对此事持谨慎态度。英宗皇帝告诉郑铭：“朕以此徒狼子野心，非可以仁义诱化，亦非可以法度制驭。若轻迁动，必然生疑。敕至，尔等再议可否。仍密切察听，如果各安生业，恒令管束官员关防抚恤。其或有强梁生事，决不可容者，具奏来闻。”复杂的多元民族矛盾一直是明朝西北地区常见的问题，因此，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在被释放出狱后，又重新被朝廷派往陕西、甘肃处理这些矛盾。临行时，英宗皇帝嘱托道：“陕西多夷人杂处，军中奸诈亦多，交引漏泄，故边境虚实动静，贼皆知之，得以纵横出没。卿其会议，寄居鞑靼、西蕃诸人当发遣者，如例徙之江南，以杜其患，当留者亦宜严关防、申禁令，使不得肆其奸。”

蒋贵声势浩大的进攻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明军却因此陷入后勤补给困难的窘境中。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向朝廷奏报：“都督蒋贵等奉敕征虏兵，至鱼海子逗遛弥月而还，虚糜馈饷。今夏旱，无麦，禾亦未植，第恐边储不继。乞敕总兵镇守等官，度事势缓急，储蓄多寡，或选兵守御，或去冗省费，养威蓄锐，以图后举。”英宗皇帝命王骥、任礼等前往合计陈镒所奏之事。随后，朝廷又令陈镒往宁夏、延绥等处遍历，协助史昭等处理当地大小政务。

很显然，蒋贵这次失败的远征令人大失所望。与他们大肆宣传相反的是现实中并没有反馈对等的战果。都御史等上疏弹劾蒋贵等人，理由是蒋贵等“怀奸失机”。王骥等奉命前往执行军法，将做出重大失误决策的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安敬斩首以徇。

六月初六，宁夏总兵官右都督史昭奏报：五月十六日，“胡寇五千余骑犯唐来渠，退驻三塔墩，剽掠马牛三千有奇。署都指挥施云，指挥刘理、戴全领兵哨备，玩寇不追，请治其罪”。但朝廷方面认为这一切罪责应归咎于史昭。英宗皇帝道：“昭等拥重兵，而达贼入境，不自追剿，乃归咎偏、禆以掩过，总兵、参赞所掌何事！”兵部左侍郎邝埜、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智等纷纷上疏弹劾史昭，英宗皇帝命朝臣集议此事。

我们前面问，这场征讨阿台、朵儿只伯的声势浩大的战役，结果怎么样？从这一系列事件看，怕是出师未捷即崩溃了。明军甚至没有真正与阿台、朵儿只伯交锋过，遑论战果。正统二年六月初八，英宗皇帝敕谕史昭，总结此次征伐的全过程。敕曰：

去冬，达贼匿宁夏山后，草枯马瘠，正殄灭之时也。朕屡敕尔等及都督蒋贵、赵安合兵剿之，尔等不遵朝廷之命，欲自为功。适贵进兵，而尔报云贼往亦集乃去，致贵趑趄不进。及了贼起营，驰报则缓不及事矣。尔等虽云领兵追剿，去贼仅一二程，乃畏缩不前，使贼得遁，失此事机。今贼又犯唐来渠，纵横劫掠，实尔等之咎。欲诿之于下，可乎？廷臣论尔等罪不可宥，其洗心涤虑，图以自赎，否则，以军法处之无赦。

史昭是安徽合肥人，同样行伍出身。他的从军生涯漫长而给人深刻印象。由于英宗皇帝的斥责，朝廷处罚了一系列措置失当的将官。其中，史昭就由宁夏总兵官右都督降为都督佥事，仍充总兵官。英宗皇帝还警告他们，如能立功，则官复原职，如再失机，则必置以军法。

接下来，事情朝我们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阿台、朵儿只伯竟遣使来朝纳款！难道这是那场一塌糊涂的战役所取得的战果吗？以作者愚见，这显然不太可能。更大的可能是，阿台和朵儿只伯的部队面临饥寒交迫的威胁，抑或受到瓦剌军队的威胁。总之，在七月初使臣阿鲁陛辞时，明廷仍慷慨地赐予阿台、朵儿只伯彩币等物。

然而，在使臣来京的同时，袭击却仍在继续。任礼奏称：“达贼寇庄浪，都指挥魏荣等率兵却之，生擒贼首朵儿只伯侄把秃孛罗”。英宗皇帝下令论功迁赏。这似乎表明，阿台、朵儿只伯阵营内部在明朝问题上存在分歧，抑或因所部过于分散，把秃孛罗方面尚不知阿台等与明廷媾和之事。

使臣阿鲁陛辞时，英宗皇帝还修书一封与阿台等人。信文如下：

尔等自和宁王没后，妻子老稚，不得宁处。近者，屡于边堡劫掠，盖饥寒切身，不得已故也。朕屡敕边将，不令出兵加害，又令兵部揭榜，宥尔等前罪，悉听自新。尔等今遣使臣来京，览其所奏，具见尔意，良用嘉悦。尔今欲求边方居住，乞粮接济，此诚改过迁善之意，转祸为福之机也。兹特遣指挥岳谦等，谕朕至意。尔等宜集众审处得当，遣大头目或亲信子弟来朝面议，朕即与封爵，任尔择近边利便处，居住耕牧，打围飞放，得以保全部属，作我外藩，实朕本心，亦尔之大利也。朕之此心，坚如金石，通于神明，尔更勿致疑，失此机会。若今东南海外诸番，国王与九夷、八蛮、酋长莫不归心向化，遣人朝贡，朝廷重加恩赉，令各安其所。即如昔时，和宁王阿鲁台至诚归顺，亦近我边北方居住，钤束部伍，不相侵犯，遣人朝贡，相与和好，恩待之礼，始终不替于时。尔等皆其部下，岂不知之？今既使臣往来相通，尔宜严加约束，更不令复来边境侵扰，则天心悦鉴，不惟多人受福，且俾尔子孙及部属人民，俱得永膺富贵，安享太平之福矣！

瓦剌对阿台和朵儿只伯形成的压力，显然也是他们对明朝称臣纳贡的原因之一。泰宁卫都督拙赤曾奏：“顺宁王脱欢遣部属剿杀阿台。”但朝廷对这一说法表示存疑。为防其诈，英宗皇帝还是令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延安、绥德等处总兵官用心哨备。

八月十四日，瓦剌脱欢遣都指挥佥事阿都赤等267人来朝进贡驼马等物，英宗皇帝命赐宴款待来使。正巧于次日，朵儿只伯的使臣阿蓝火者陛辞，英宗皇帝赐之彩缎等物，又敕谕之曰：

尔等比遣殿中阿鲁奏，欲率众来归，复遣知院伯蓝火者贡马，具见诚敬。数年来，尔等屡寇我边，朕宥不问。今瓦剌顺宁王脱欢，及哈密河州赤斤、罕东并兀良哈等处俱遣使奏请合兵征讨。朕以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不忍加兵以毒尔众。尔果来归，听就近边，视水草便利处居牧，永享太平。若仍不悛，朕将从瓦剌等所请，尔悔不及矣！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史料记述中阿台的名字不见了，似乎明廷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第二，朵儿只伯改变了其以往的政策，决定向明朝称臣纳贡，显然与他从甘肃到辽东处处捅马蜂窝的行为有关。他的四处剽掠引起群愤，而瓦剌又是其强大的对手。因此，朵儿只伯希望能够寻求明廷的庇佑，而明廷自然也乐见其成。于是，明廷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一心备战的姿态，恢复到宣德时期不插手草原诸部矛盾，充当居间调停者的位置。

但是，我们知道，明朝这些充满道德说教的措辞，充其量不过是在粉饰太平，掩盖早已纷纷扰扰的边防局势。宏观上来看，九月，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奉敕前往甘肃，与边将们集议平虏方略。其略为：“兵贵合而能分。若合兵于一处，则贼来或东或西，我军疲于奔命。宜分兵四处，各命将臣分领守御，自庄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黄河，东北抵宁夏界，以属都督李安；自凉州北抵镇番，南抵古浪，东北至板井，以属都督赵安；自甘州东过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胭脂堡，西至深沟垒，以属都督任礼；自肃州东接深沟，东北抵镇夷，西抵嘉峪，北抵天仓，以属都督蒋贵。俾其各守地方，训练士卒。贼至则各自拒御，去勿穷追。如贼大举入寇，则互相应援，并力截杀。如此则内外有备，将士齐心，军无奔走之劳，民省转输之苦。”朝廷认可了这一方略，命诸将尽快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