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景泰时期——规复行动（二）

景泰元年十二月，身居大同，几乎已经毫无权力的代王朱仕壥竟向朝廷上疏了，这一情况非同寻常。代王奏曰：

大同系西北绝塞，自胡虏犯顺，官军屡战失利，精兵健马，丧亡殆尽。及广宁伯刘安来镇，逾月还京，继得都督郭登充总兵官。时城中兵不满千，马才百匹，虏众不时围城，登令于四门外造木榨，近城设陷阱，伏军守了，募勇敢亲督训练数月，士气振作。今年闰正月，闻虏屯沙窝，登率兵千人，乘夜直趋贼巢，擒斩二十余人，大破贼众而还，所获牛羊，悉以给主，而烹其余以劳有功官军。四月，虏众万骑自东北来攻，登令开东土城诱之入，举号放榨，率兵出战，擒斩十五人，贼败去。又于南门外修战场周围为陷沟七百余丈。六月，虏骑数千复自西南突至战场。登率兵出击，自晨至暮，战数十合，贼中箭炮死伤，擒斩五人。又置毒于酒具、羊豕肉、香纸，伪若祭冢者，见贼佯走。贼争食饮，死者尤众。又于四土城门置陷阱阔三丈深，半之起浮桥，傍穴以伏军士，四城角置大小将军铳，以遏奔冲。先是，军民出城樵采，每为虏所得，登造偏厢车四百辆，以为营卫军民便之。有自虏中还者，言也先初意欲取大同以为巢穴，故数来攻，后每至辄败，有一营数十人死不还者，虏众相谓大同新总兵有智略，自今不可与争。未几，虏果遣使求和，奉上皇还京。即今大同已宁，军民尚艰食，登律己治人，善抚绥慰，谕以逸制劳，以少胜众，虽古名将，何以过之？臣忝藩维，每念孤城危困，宗室保全，维登是赖。凡其克捷，皆诸郡王目击，故得其详。登虽已荷封爵，而其奇谋秘策，人未必知，乞以臣言降敕褒谕，使登感恩思报，益知勉于将来。

但兵部讨论后认为，“登虽有功，已进伯爵，王所请无例，不可从”。最终，景泰皇帝拒绝了代王为郭登加官进爵的建议。景泰二年初，高山卫哨备指挥李英呈报：“军人赵芦斗瞭见境外有步行人腰带弓箭前来，随令夜不收吕小良等二名，下墩潜入拦马墙内，因见向墩射箭，认是达人，其吕小良等奋勇向前擒获，连人解到。审系奄克帖木儿，也先部下，有也先差赛音帖木儿等将领人马二百余骑在边哨探，接取进贡使臣，因我省得汉语，差来打听声息，就被捉住。”

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郑韶等人计议，认为：“达人出没，不肯暂离鞍马，今奄克帖木儿步行到墩，又止一人，既称打听进贡使臣，其守墩官军只合温言抚接，却乃掩袭抢拿，非惟有失朝廷大信，抑且引惹事端，又恐来降及走回人口，小人邀功，驾祸无辜，如蒙准题，乞敕该部通行禁约沿边官军，惟当谨守信地，严加瞭望，不许贪图小利妄生边衅。”

这件事再次被呈到兵部尚书于谦那里。于谦奏道：

臣等窃惟中国之待夷狄，固当振之以兵威，尤当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今也先节次遣人朝贡，其谲诈之谋虽未可知，而和好之礼则未尝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听迎接，其奄克帖木儿既不骑坐，又不潜入边城，明说探接使臣，别无奸细情节，而守墩官军就将本人抢拿，只贪一时之近功，不顾朝廷之大体。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辄便轻信起解。

今访得奄克帖木儿见行监问，切以此特一俘囚尔，杀之不足为武，而或有以启衅；舍之不以为怯，而或有益于事。如蒙圣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审，委的止是探听使臣消息，别无其余重情，请敕令该府差人连奄克帖木儿赍送前去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处收领，抚令听候。边上如有也先差来之人，就彼交与领回。仍谕也先以朝廷忠厚抚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边总兵镇守等官，今后各要整搠军马，固守地方，果有外敌侵犯，相机剿杀。若虏中遣人来边打话，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别无奸细情由，及远探随后再无跟随掩袭人马，就便抚令回还，不许贪图小利邀功，生事以启边衅，以贻后患，亦不许指此为由，纵彼入境剽掠，以误边务。

类似由明朝边将挑起的事端，也可能成为边防地区暴力冲突的一大诱因。当然，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也会成为边防暴力冲突的另一诱因。腐败会将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景泰二年二月二十日，刑科等衙门劾奏都督同知卫颖等人“交通饮酒，奸宿乐妇，怠废军政”。景泰皇帝本来决定宽宥其罪，但于谦认为：

臣等窃惟卫颖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纵欲而败度。况终日饮酒为乐，又复用钱买奸，若非剥削害军，此物从何而得？即目虏人虽已请和，而边报未甚宁息，旧耻未雪，当人臣卧薪尝胆之时，大举未图，宜将帅捐躯致命之日。而卫颖等所为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军士之望，惟骋一己之嗜欲，岂恤众情之艰难。曩者，土木之溃，大事几危，正由为将帅者平日贪淫败度，受财卖军，互相交通，夤缘党比，战斗之事不习，兵戎之政不收，将帅互为仇雠，上下自相矛盾，以致临敌无功，望风瓦解。前日之覆辙未久，而卫颖等又复效尤，廉耻荡然，全无忌惮。比者，在营军士逃者数多，动以万计，安知不为卫颖等卖放逼迫所致？杜渐防微，不可不慎。且赏从贱，罚从贵，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术也。今卫颖等位重任隆，而贪婪无度，则下人何所取法，而管军者何以为戒？所据各人罪名，已蒙圣恩宽宥，而此等驵侩之才，终难任牙爪之寄。合无将卫颖、范广、陶瑾、张义、郭英、穆晟，俱不许管理府卫事务及坐营领军，调往开平、独石、大同一带操守杀敌，以赎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余人知惧，恩义并行而戎政修举。臣等猥以驽钝，叨掌兵戎，顾惟将帅之用舍，系乎国家之安危，事有当言，不敢缄默。

景泰皇帝最后认可了于谦的意见。

作为景泰皇帝即位的强大推手和关键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于谦的观点在朝廷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兵部就边备等事，访抄到兵科给事中黄仕㑺的建议。于谦从回答这一建议出发，全面阐述了其对边备问题的看法。奏疏文如下：

窃见中国土地虽是无穷，而其财赋所出，亦自有限，原其所由，天惟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禄之需，初非期有边外劳费之耗，是边外本供费所不载，而百姓实国家所宜恤，以培植邦本，为供应之具而已。今者，边庭乞和，谲诈莫测，必以还我上皇，则兵备不约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库不劫而虚，民力不用而弊，国税不攻而靡。观上皇归时，彼使未起，而运粮之卒即各遣归各边。见其散军，而戒严之意不无十缓三四，非堕缓兵之计欤？见其和成兵缓，大起无厌之求，今日求某物与之，明日求某物亦与之，今年遣使增数百，明年遣使增数千。及其久也，多而无数，使轺往来，络绎不绝。又其久也，求之既屡，待之必厌，欲不应之，恐自坏和好，其短在我，以召祸衅，欲曲意应之，诚以府库之财有限，民之膏脂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启一旦，袭虚之患，至于不可磨灭。

访得去岁也先大同敌杀之际，其伯颜帖木儿亲与总兵官石亨打话，言：“累年我使来贡，求金银铜钱等器，织金蟒龙等衣，宝石珍珠等物，俱不见与，是以兴兵远来。”盖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则将少有厌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询侍郎赵荣等，言脱脱不花固不见有南侵之意，至于也先奸雄黠狡，则有莫测之机。观其即今遣使，至于数千，拆墙强入，略无忌惮，皆恃去岁土木之利，逼城之敌，气骄志满，纵横自如。盖以兴兵南来，狃于多胜，未遭我军敌杀之苦，痛挫狼戾之气，顺之则和，拂之则寇。况西北诸夷今已蚁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阴谋不轨，意已明甚，岂可信其必和，以为久安长治之计哉？

伏望圣上念祖宗创业艰难，今日守成不易，劳心焦思，兢业图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权奸所误，非区区丑虏之力乃能至此。然好生恶杀，贵人贱畜，天之心也，人之愿也。今彼掠我军民，不啻草芥粪土，无分贵贱，牧马放羊，饿死不知其数，冻死不知其数，因而遭虐疾病者亦不知其数，是乖天之心也，拂人之性也。故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今彼残虐天民，自作其孽，莫此为甚！是自干天诛，天又将假手于我陛下以殄灭之。昔我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罚，师至应昌；太宗文皇帝，肃将天威，扫清沙漠，皆不闻彼以犷悍而能御我。今皇天上帝以中兴之运付之陛下，正犹天命太祖、太宗之时也。况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惟能修德勤政，顺天信人，则天自顺乎我，人自信乎我。彼虽犷悍，岂不足以削平以享无疆太平之治？且和可暂而不可久，利于彼而不利于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讨之；有周之时，猃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猃狁可和而利于我，则高宗、宣王必先与之和，而不烦士马之劳矣。因其谲诈无定，和不可恃，故直举兵讨之，以宁华夏，延祚数百年，二君至今称为中兴令主。但即目以时观之，彼势犹张，我师尚弱，姑豺狼以饲之，犬马以畜之，佯存和好，以养锐蓄威，待时雪耻。

然九重深邃，下情难达，边事内攻，幽远莫知。万机之暇，乞御文华殿，或进内阁儒臣，或召元老硕辅，少降天颜，从容咨访。或令口陈，或具题帖，陛下从而采择可否，次第施行。如京师天下根本，军马几何？士卒操法精致者何营？则必赏其头目，庶怠惰者自知警惧。将臣素着谋勇者几人？陛下从而亲书其姓名，仓卒调用，庶不失人。某有将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拔之；某事掊克，隳我士卒之心者罪之。京军贵多，欲备调用，今而数少，设何法以增之？军士日练，本期克敌，今而多怯，行何计以锐之？猾虏分外之求，难事之请，从何长以处之？西北诸夷，闻风降附，施何间以孤之？

威敌必先以其所畏。宣府、大同迤西一带，京师紧关屏蔽，急要骁勇谋将。今朱谦谋勇不及杨洪，而纪广慈柔；郭登虽曰谋勇，且久患风疾，而裨将无闻。今虏人所畏，惟杨洪、石亨父子。然二人已总重兵在京，固难轻动，而杨俊、石彪俱骁勇有谋，合令协副朱谦、郭登，虽曰谋勇，趁时设备，庶免临时掣肘。

他如各边，某无谋略，徒拥将名，久妨边务，即别选能者以代之。《书》云“去邪勿疑”是矣。某怀智略，久被忌抑，一筹莫展，即特命以伸之。《书》曰“任贤勿贰”是矣。某处将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国之福也。陛下即以所记将臣领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惮矣。某处兵寡而将勇为可托；某处兵众而将怯之可忧；某处卫堡不堪策应，某处堪宜益兵添将，相兼守把；某处将帅头目剥削士卒，相继逃窜，边关空虚，匿不以闻；某处堪宜经理屯田，未及议奏处置；某处宜广蓄军饷，节被管粮官员措置颠倒，粮储有名无实；某处武职镇边，年久精忠，可褒奖以励廉污；某处文职贪酷，宜行体实劾去，以安士卒。又如各边年久，文武官员猫鼠一家，军士疲惫，今后合每年宜遣谙晓边务大臣数人分行，稽其弊端，以凭赏罚。如此一一咨访而处置之，则边事无一而不举矣。

至于都司方面、风宪守令等官，某向也廉，今也贪而殃民；某官虽曰能事，其实暴不堪命；某官虽曰忠厚，其实罢软，无益民事；某官老迈，不能举事，而乃贪得不去；某官掊敛以阿上官见留；某官忠鲠，以直事人见黜；某官听政超异，堪宜褒劝；某官才堪大用，久滞下僚。凡军民有无利病，四方有无休戚，及今后亦合每年分遣廉明大臣询察，以凭黜陟。如此一一采择而举行之，则内政亦无一不修矣。边事、内政既皆修举，则将士勇奋，坚如泰山，民之供饷，如子趋父。昔宋用孟宗政，金人不敢窥襄汉；中国相司马，辽人不敢犯其边。今我之精择贤能，养锐蓄威如此。

至若狡虏敢肆无厌之求，仍遣无数之使，必发敕也先，喻以祸福，令各守分。虽古者遣使，彼此不过正、副，从者不过数人，今后遣使不过百人，以通和好。倘过其数，则其短在彼，因而责之，庶或守分，不敢违约。使若侵逼边境，则必纵我锐兵，奋其勇武，大举剿杀，痛挫锋锐。彼势力自散，计算自迷，将奔遁无门，退保无暇，正如太祖、太宗应昌、沙漠之举也，安敢窥我中原，扰我疆场，以犯我士马哉！由是戒饬边关无通彼使，中国自中国，夷狄自夷狄，不惟莫测我之虚实，以息衅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耗，以固我邦本，则将来太平景祚延至无穷，又自陛下开之，而其中兴功业之隆，直与高宗、宣王同一，垂休无疆矣。倘不此之图，陛下惟广天地之量，应无厌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请，固不能一一遂欲。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边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毁关逼城之患。而我京军止足以自护，而不能策应边关；边军止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师，甚至被厄所援，而进退无路。又或举我南北要区，坐困我师，虽有勤王义兵，莫由内应。又恐他盗亦闻风而起，其郡县军卫，亦被牵制，不敢北望。事至如此，思欲走檄多方，招募民兵，则又有兵无将；京师急欲调用，则又有将无兵。况民兵素不识戎，募之虽多，亦奚以为？昔宋贼刘豫大募民兵七十万，南侵至庐州等处，一鼓败之北走。原其所以，皆由闲暇之时，失于豫图方略，早建事机故也。《书》曰“惟事事有备无患”，《传》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又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惟愿陛下乘此暇时，汲汲留意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