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成化时期——马不停蹄？疲于奔命？（四）

一、延绥沿边一带，各处官军、土兵轮班防守，以次归农，皆为常制。自孛罗忽等继入河套，彼时兵力寡弱，调集客兵，必以土军为向道传报，以此班满，不得归农。而马不给刍豆，士不给军器，以致马毙军疲。然陕西、山西、河南三处军民输给，已及四年，每年财力不下数百万，兼以旱涝相仍，瘟疫交作，死伤不可胜计。而粮草每告不足，推原其由，辽东、甘肃虏难犯边，而不能久驻，惟河套北有黄河可据，中有水草，利于放牧，南有人烟，便于虏掠，以是久居不去。今欲省民力，当于声息稍缓之时，大同游兵令于朔州等处操候；山西游兵原为延绥而设，令于灰沟营等处操候；宣府游兵又在临期相度事势调用。其东、西二路墩台迤南，俱有山险，先已役民五万铲削如城，以便防守，后因天旱，以巡按御史苏盛之言而止。然可责近效，又能经久，无如此举。又定边营、新兴堡、安边营、永济堡、毕家梁、镇靖堡，俱水苦且远，人马多病。内定边、新兴、安边、永济四营堡，虏易窥我虚实，军马难于出入。镇靖堡已奏准仍守塞门，其余四营堡，俱宜就险而守。移新兴堡于迤南海螺城，安边营于迤南中山坡，永济堡于迤南上红寺，回塞门却于迤北。白塔涧、海螺城、中山坡、上红寺多削山为城，白塔涧口就快滩河迤南之险，其河深有二三十丈，远有一百余里。事成之后，定边、新兴、安边、永济、宁塞、靖边、镇靖、龙州八营堡以守则固，以战则利。且令纳户就彼刍牧，可以省转输之费，此则延绥安边之策也。

一、宁夏三路俱当严守，东路平漫，尤为要害。其花马池、兴武二营为萌城、盐池、石沟一带藩篱，而灵州尤宁夏城喉襟，唇齿相赖。但二营孤悬沙漠，无险可据。今当自灵州之东，兴武之西，曰磁窑，又于兴武之东，花马之西，曰天池，各添筑一堡。二堡间仍筑墩四座，以便往来传报，供给刍粮，仍照前奏于灵州、兴武并螺山等处相度地形，斩崖挑堑，以绝贼路。若虏深入二营，止留步军守城，马队俱掣盐池、石沟等处，会合截杀。其盐池等塞，亦量展筑，积草储粮，以备军马按伏。西路则委州城，亦为要害。原守御旧籍庆府军余，宜别选军五百，委指挥一人统之，外御虏寇，内防奸宄，诚为经久之利。此则宁夏安边之策也。

兵部左侍郎李震等认为刘聚、王越之奏颇有可取之处，于是成化皇帝也同意其请求。

不过与此同时，王越也给明廷带来了好消息：他率兵袭破虏营于红盐池。九月十二日，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自河套出，分寇西路”。王越认为“遣兵往追，道远兵疲，必难取胜”，应“率轻兵捣其巢穴”。于是王越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4600人，“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百八十里，夕营于白咸滩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虏贼老弱俱在红咸池，连营五十余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进距虏营二十余里。虏集众来拒，臣督诸将方战，伏兵忽从后呼噪进击，虏见腹背受敌，遂惊溃”。是役，明军擒斩敌人共355人，缴获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并“烧其庐帐而还”。成化皇帝非常高兴，专门赐敕褒奖王越。

为此，《明实录》中还专门加入了一段评议文字。其文曰：

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其中。后以阔远难守，内徙而弃之。自是草木深茂，人迹罕到。天顺间，虏酋阿罗出入居之，时出劫掠。成化初，毛里孩、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继至，初犹去住不常，六年以后，始为久居计，深入诸郡，杀掠人畜，动辄数千百万，岁常四三入。边将拥兵坐视，或视其出而尾之，偶获所遗老弱，辄虚张以为斩获之数。甚者，杀良民为虏级，皆冒为功被，升赏无算。有败衄者，罪止降谪，且多宥之。尝三命大将朱永、赵辅、刘聚出征，王越常董其役，然大抵皆如边将所为耳，虏患由是日炽。用事者议搜河套，聚兵八万于边，预征陕西、河南、山西一岁刍粮数千百万以馈之。然莫敢当其责，皆以地阔事大为解。师老财屈，而外郡皆被残破，内郡亦且危急。至是，越始为是役，时三虏之精壮皆已四出，惟老弱在营，闻鼓炮声而馈，我军邀其奔命不前者，斩获之以还。及三虏回见庐帐、畜产皆已荡尽，而妻孥亦多丧亡，相顾悲泣以去，由是不敢复居河套，其势顿衰。议者谓此捷自前所未尝有，越等虽频年玩寇，不得无罪，然能乘夜冒险，成此奇功，亦可嘉尚云。

这段评议文字可谓振聋发聩。文字总结了河套地区有明以来的历史发展状况，介绍了王越此前所参加的数次“败绩”，最后才提到此役王越获胜的缘由。但我们也不禁发问，对胜利预期的赞歌在何处？讴歌明军将士的赞词又在哪里？在文字中，我们统统没有见到。似乎在字里行间，我们更多感受到撰者为明军屠戮毫无防备的妻孥老弱而感到羞耻。

明军的行动远未止此。十一月初一，王越再次奏韦州之捷。他奏道，十月十一日，“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入寇韦州。臣方自境外破虏老营而还，宁夏、大同、宣府、延绥总兵等官范瑾、周贤、岳嵩俱率兵至韦州。适协守环庆佥事左钰等兵来会，至红城儿，有二虏衣红，突攻右哨。游击将军缑谦、祝雄击退之。已而复攻左哨，副总兵王玺及周贤就阵斩之。虏众夺气，众军乘之，呼声振地，虏散。复聚战十余合，大败而奔。弃辎重、军器满野”。十月十四日，“总兵官刘聚又邀败之于三岔”，斩首149级，夺回被掳男女1934人，马骡牛羊12.98万只，皮袄、盔甲、弓箭等物1610件。但成化皇帝在这次褒奖中显得更为理性谨慎。他敕谕王越道：“得奏，具见尔等先时运谋，临时奋勇，故能成此克捷之功。但虏贼二万余入境，所夺回人口头畜止此？未夺回者不知几何？今后须从长计议，用何方略，使虏贼畏惧，不来犯边，虽来不敢深入，庶几生民免蹂躏之患。尔等不负寄托之重，而朕亦用纾西顾之忧。勉之慎之。”

或许，成化皇帝应该更为乐观。事实证明，韦州之捷以及红盐池的袭杀，使明军在河套方面获得了几年的休整喘息之机，而前述余子俊等所倡议的沿边铲削山体，建筑城墙的方案也得以稳定开展。用不了多久，这一行动就能将陕西与草原世界隔绝开来。

与此同时，明廷也开始着手治理军队的腐败问题。陕西纪功兵部员外郎张谨指出奏捷中往往掺杂虚假的成分。他奏道：

韦州之捷，臣验所献俘馘，多不似胡人面目，而女妇、儿童颇众。因访：虏初入寇，营阵甚整，总兵刘聚、都御史马文升、副总兵马仪、参将赵顺等伺其大众既去，袭其余贼，斩获多不实者。时总兵范瑾，副总兵王玺，参将岳嵩，游击将军祝雄、缑谦，都督佥事周贤按兵不出，佥事左钰、都指挥刘琮自萌城来，值虏突战，瑾等见钰被围，不得已出兵往援，惟嵩、贤军颇有斩获。虏见兵合，乃弃所掠而去。时被掠者，多以冻伤不能走，随处休憩，官军四散寻杀之，以为首功。三岔之战，我军被伤数多，而不获一虏。及聚等至，虏以出境，又纵其下搜山寻杀被掠逃回者以为功。行道相传，痛心流涕，都督白玉抱病不出，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不亲督阵，又不举劾。王越在红盐池劫营还，辄为具奏。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亦以劫营在边屯驻，俱宜究治。

而兵部却为许多涉事者找到开脱罪责的理由。兵部复议曰：“荼毒之患，甚于剽掠。上逆天道，下咈人心，非痛加惩治，无以示戒。惟岳嵩斩首是实，王玺、左钰未报功策，白玉、徐廷章有疾，许宁、玉俱在延绥防守，余子俊方修治边墙，难于概治。”于是成化皇帝命工科给事中韩文前往前线，“体勘明白”，再行回报。

经此一役，固原作为明军西北防御体系中新的中心点，登上了历史舞台。成化皇帝则命王越专居固原，总督诸路军马。

成化十年二月十八日，分守独石、马营等处参将都指挥使李刚奏：“虏性狡猾，或于迤东入贡，则在迤西犯边，种类繁多，真伪莫办。朵颜等三卫，尤为桀黠，往往探我军之虚实，为诸胡之乡导。且其巢穴密迩独石，不可不虑。欲俟其复来答话之时，乘机擒捕，以破其奸。又边民之被虏者，得睹官军，幸其救援，如见父母，而官军临阵追奔之际，顾乃杀以报功，乞严加禁制，凡将士有此，罪及身家。”但兵部毫不客气地指出：“刚等不能临阵破贼，徒欲诱致答话之人，恐启边衅。宜令宣府镇守、巡抚等官会议可否，及将士临阵有杀掠陷虏之人以为功者，宜通行各边镇守、总兵、巡抚等官，重加禁止。”

是月，韩文自庆阳调查归来，奏曰：

命辨验纪功郎中张谨所劾总兵官刘聚奏报首功之数，其问斩获贼首才十九级，其余疑似难辨者十九级，幼男女妇者一百一十五级，皆为虏所系累，出境冻馁弃余之人。惟副总兵马仪、参将岳嵩等所报不妄。余若总兵官刘聚、范瑾，游击将军祝雄、缑谦，都督周贤，指挥刘琮，都御史马文升等，所报多虚少实。雄等有全虚者，窃见此举乘机妄杀，饕冒功赏，行道闻之，痛心流涕。诚有如张谨所言，刘聚、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刘祥、马琇奏捷希宠。左都御史王越，职居总制，幸胜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遥闻，附众罔上，后知事觉，奏饰其非。及张谨参奏之数不同，亦当有罪。

成化皇帝同意其奏议，并道：

此曹滥杀妄报功次，本宜重罪，但今虏贼既遁，不为无功。总兵、参将、巡抚等官，姑宥其罪，报功得实者，许如例升赏，疑似难辨者，不准亦不问。杀幼男女妇者免逮问，俱调发边远，立功哨瞭五年。内马文升、祝雄、缑谦、刘琮部下所报全虚，范瑾部下虚多者，仍俱停俸半年。文升、琮停俸三月，张谨不必问。

对于明军而言，韦州之捷到底算大获全胜还是局部小胜？从史料看，鞑靼人此次袭击范围极广，破坏性也非常强。成化十年六月，巡按陕西的御史们奏称，“秦州、安定、会宁、通渭、秦安、陇西、宁远、伏羌、清水九州县俱被寇，而通渭、秦安尤甚”，鞑靼人的入侵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总计杀掠男妇3364人，掳掠牲畜16.53万余只，焚毁屋庐4620余间，食践烧毁收贮谷麦等36.76万余束。“时泰、泽以兵千九百八十人守备会宁，溥及肃府仪卫正曹珍，指挥徐昇、宴彬千五百人守备安定，指挥洪寿以兵三百人守备通渭，百户陈海、镇抚蒋彪以兵三百余人守备秦安，皆不能防御，失机贻患，俱宜罪之。”同样地，成化皇帝只以停俸一年的方式进行惩罚。但不管怎样，韦州之捷和红盐池的杀戮确实已经重创鞑靼人的后方，因此他们不得不越过黄河，离开河套地区，而重新在广漠草原中安置自己的营地。

据抚宁侯朱永奏：

往年，虏酋孛罗忽、癿加思兰久居河套，为我边患。近虽过河，累寇大同，既知有备，却又东行。今永平、辽东等处节有警报，臣虑古北、喜峰等口密迩京师，往年虏人来朝，出入于此，熟知道路，恐其纠合丑类，由此入寇，不可不预为防范。先时，简选精锐官军十二万，分为十二营，今事故外，实有十万六千五百余人。内有两班工作六万四千余人，下场牧马二万五千余人，见在营者止一万七千五百。其工作者，劳役已疲，牧马者，星散难集，恐猝然有警，何以调发。且调发军马，粮草为先，乞命户、兵二部，预为计画，庶几有备无患。

兵部解释了其中某些工程的需要，而成化皇帝看过他们的奏议后，只是平静地要求“修浚城壕，亦为要务，俟工毕，即还操练”。

不久后，癿加思兰一度袭击宣府，兵锋南向，但很快又掉头北遁。起码在明军看来，癿加思兰的行动轨迹是这样。因为游牧骑兵一旦回到草原深处，其行迹就难以追踪。当然，也有其他陆陆续续的边关奏报。守备偏头关都指挥使戴广奏：“十月上旬以来，瞭见境外烟火非一。”朵颜卫使臣又传报：“满都鲁、孛罗忽西行进川，癿加思兰则往东胜境上。”基于此，兵部右侍郎滕昭等言：“癿加思兰实引丑类，在彼屯聚。况朔州抵偏头关，地方散漫，恐乘虚而入，不可不虑。而河套乃此虏久处之所，甘凉迤西亦其故巢。今河冰已合，皆所当备。”成化皇帝深以为然。但很快，成化十年十二月，明军边防又开始受到骚扰。来者不能确定是癿加思兰抑或其他部落，于是兵部右侍郎滕昭奏言：

癿加思兰潜于河套，构患边方，顷始渡河北遁，吾民稍有息肩之渐，而延绥宁夏累有警报，必此虏复入，以图寇钞。虽数行守臣御之，然逮其大入，始为之谋，则缓不及事。宜敕谕延绥、宁夏镇守巡抚、总兵等官严督参属，加意防范，仍遣侦卒察其入寇丑类，果癿加思兰与否或是其余党。仍宜敕谕陕西镇守巡抚等官，令预为计议。若虏已在套，宜令都督白玘、都御史马文升量调官兵，往屯固原、环、庆，会同参将赵顺运谋据险，有警则并力图功。仍行偏头关、代州等处镇守、守备等官，各饬兵堤备。又行大同守臣，令遣游击将军缑谦统领游兵于大同右卫境上屯聚。行宣府守臣，令遣游击将军周玉整兵，以备警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