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嘉靖时期——大明堡垒（十三）

霍韬在大礼议中是嘉靖皇帝的坚定支持者，他对吐鲁番好感殊无。他在《夷情疏》中奏称对吐鲁番的担忧有四：

今西蕃求贡，尚书王琼译进番文，具裔夷小丑之语，无印信足征，则罪之心未出于实。辄许通贡，恐戎心益骄，后难驾驭而边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虽云献还，然无番文足据，何以兴复？或者遂有弃置不问之议。夫土鲁番无道，图我哈密久矣，我遂弃置不问，彼愈得志，将劫我罕东，诱我赤斤，掠我瓜、沙，连北狄，内扰甘肃，而边患益滋矣，可虞者二也。牙木兰者，土鲁番腹心也。拥帐二千，称降于我。而土鲁番书则曰不知彼去向也。岂诚不知也？安知彼非诈降，饵以诱我，他日犯边，则曰我纳彼降人，彼来报复也。又曰我不归彼叛人，彼不归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无兴复之期矣。彼拥重坐大，而我之边患愈无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兰之降也，日给廪饩，所费良多，犹曰羁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鲁番拥众叩关，曰取彼叛人也，将驱牙木兰而与之也，彼则诡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则死，而不肯去，将从而纳之耶？恐为内应，而有肘腋之忧。土鲁番拥兵于外，牙木兰为变于内，即甘肃危矣。可虞者四也。

霍韬还指出：

或曰今陕西饥荒，甘肃孤危，尚虑不保，虽弃哈密可也。臣则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肃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曰哈密难守，则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可乎？昔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虚名，我享实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人孰能兴之！今于诸夷求其雄杰，足以守我城池，护我金印，和戢诸戎，修我贡职，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必求哈密之后乃立焉，多见其固也。

霍韬的长篇大论引起嘉靖皇帝注意，他说：“览韬所言，知其留心边务。牙木兰纳居内地，奸谋叵测，兵部其一一参详筹画，究极利害，务要计出万全，具奏定夺。”

有关哈密，还有其他事件对明廷的决断产生影响。“吐鲁番虎力纳咱儿引瓦剌二千余骑犯肃州，至老鹳窝堡。时撒马儿罕夷人因为入贡而留堡中”，虎力纳咱儿军从堡下呼叫其与之答话，问以通贡事。“游击将军彭濬急引兵迎战，斩首数级。”虎力纳咱儿又言“欲问信通和”，彭濬不听，继续麾兵进击，大破之。随后，赤斤卫使人持番文来言，乞许入贡，并请还羁留之使，但词多悖谩。王琼等却“因言番夷行且惧悔”，认为“宜原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于是请令朝廷通贡如故，以罢兵息民。

兵部在答复嘉靖皇帝此前要求的“一一参详筹画”时，也将此事纳入决策考虑中。兵部言：

土鲁番自通贡以来，渐置奸回于内地，欲取肃州，事觉乃绝。则多纵反间，倾我抚臣，然终不敢入寇。今诏许之入贡，使方入关，而虏兵已至，几危甘肃，此闭关通贡利害，较然甚明。今提督等官既言虏薄我城堡，缚我军士，声言大举以恐喝中国，变诈如是，而又言虏方惧悔，宜仍许通贡，以息边陲，前后似相抵牾。且霍韬又以虏无印信番文为疑，臣谓虽有印信，亦不足据，第不使堕其术中，以疑我忠臣、弛我边备则可矣。牙木兰，我属番，为彼虏去，为之用事，今束身来归，事为反正，宜即抚而有之，以招彼携贰，益我藩篱。

至于兴复哈密之事，则臣等窃以为非中国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绝，今其主已为虏用，其民散亡殆尽，假使更立他种，彼强则入寇，弱则从彼，难保为不侵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复，其力岂能邀截北虏，使不过河入套也哉？故臣以为立之无益，而适令土鲁番挟以为奸利耳。臣愿皇上赐王琼玺书，令会同甘肃镇巡等官召谕夷使，责以大义，晓以利害，自今许入关通贡者，多无过十五人，所至毋得延住。又遣其使谕速檀满速儿，问以入寇状。借曰不知，则令械送虎力纳咱儿。或事出瓦剌，则斩瓦剌百人以赎罪，否则羁其贡使，发兵征剿，庶几威信并行，彼知敛戢。

兵部又称：

除瓜、沙属番及哈密遗民畏兀儿、哈剌灰等，俱不得遣，其他力能服众及能灭土鲁番者，或请给印封爵，使主哈密，听琼等熟计。然臣窃料土鲁番酋所恃火者他只丁、牙木兰统兵于外，而写亦虎仙等数番使为间于我中国耳，今皆诛死，而牙木兰已来归，势亦渐弱。哈密距关千五百里，所过罕东、赤斤诸卫，皆已款塞。彼远涉千里而供馈无资，又过流沙，水无所得，视前入寇为难。故今甘肃所忧，不在土鲁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骁劲近边。往者我以为援，今从彼为寇，此甚可忧也。自今宜以通番纳贡为权宜，以足食固边为久计，且闻瓦剌之众方怨土鲁番，使谋臣能利而诱之，使自相携贰，此亦伐交之术也。

兵部还请“授牙木兰一官，赏其同降者，以怀来者”。嘉靖皇帝是其议。

刑部尚书胡世宁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他不同意霍韬的说辞。他在《回达入境官军击斩退去随递番文讨要羁留夷使疏》中，用各类事实、历史以及逻辑论证了哈密之重要性。在胡世宁看来，若失去哈密，则明军的边防体系难免出现漏洞而瓦解。速檀满速儿颇具开疆拓土的野心，他甚至还遣商人为间谍，在明朝各处刺探情报。为了制约吐鲁番，胡世宁还提出应让类似牙木兰等他族之人经营哈密。

兵部侍郎王廷相不赞成胡世宁的观点，但他在《与胡静庵论吐鲁番书》中却表达得十分委婉温和。他写道：

今据哈密国势人力，果能与土鲁番相拒乎？不然，虽得金印、虽还城池，终还为彼之殴役耳。夫欲大举兴复，必得甘肃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齐桓之救邢复卫可也。今中国之力能然乎？纵有兵马刍储，足以一举而恢复之，嘉峪关至哈密旧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归，彼兵即至，哈密残困孱弱之族，能与之抗乎？此不待智者而后能料也。

又曰：

祖宗之时，关外设立七卫，以捍蔽西戎。今百余年来，渐以凋灭，无复生聚。阿端一卫，不知所往矣。曲先则南入乌思藏矣。赤斤、安定、罕东，或数百为族，数十为落，皆内附肃州境土，如野鸟惧物为害，依人居止，衰败凋残，厌厌游游，止存气息矣，夫安望其振厉。惟罕东左卫少壮可战者仅有一二千人，即今亦来内附，而瓜、沙空虚矣。其近西羁縻诸夷，大略无复可望如此。不知土番临近如天方、撒马儿罕诸国，何由可以间谍而使之破灭土番耶！非其仆浅近者所能计也。其牙木兰来降，据其当日番文之词，不过与其弟满剌天哥等六人入关耳，其云男妇老小约有五六千人，皆帖木哥、土巴之族属。今牙木兰六人，甘肃守臣已处之深入内地，彼土番虽欲求与通语而不可得，况能有别谋乎？纵有之，六人之力何为哉！据彼之来降也，诚为速檀满速儿之逼，非有他故。观土巴、帖木哥与之同来，其情状可以类见……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久弃沙州，当令守臣早行计处，促使之归可也。不然，则瓜、沙久虚，土番遣人窃据，耕牧其地，一则可以为入寇之资，一则可以为开拓之计，甘肃愈益多事而不可支矣。

接替胡世宁出任兵部尚书的，是李承勋。有关哈密吐鲁番事件，李承勋称：

甘肃之忧在粮食不足，恐日后不能自守，而土鲁番之患其次也。方（牙）木兰既降，彼之谋主已丧，虽诚伪不可知，羁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须丰其廪饩以坚其归心，保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谨其防闲以消其他虞可也。带来瓜、沙诸夷就食于我者，闻已大半各还旧居。若其果然，又边境一幸也。其有未去者，速宜济以行粮，劝令早归本土，趁时耕种。在彼为长久之便，在我无肘腋之患矣。其入贡诸夷，于土鲁番，宜谕以瓜、沙诸夷皆我良民，防尔扰害，远来附我，今已遣还，尔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则进贡之路长久可保；若仍前侵扰，彼来赴诉，则当拘尔贡使，绝尔赏赐，依前闭关，不复容尔往来矣。于天方诸国使臣，宜谕往岁闭关，止因土鲁番犯顺，尔等自来忠顺，不在所绝，今后宜依期入贡……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议兴复，以劳人费财，亦未可轻议弃置，以辜瓜、沙诸夷仰望之心，姑羁縻之而已。

其土鲁番国势，昔有人自其国逃来，言彼国都东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人以种植田猎为业，帐族散处，每帐能战者三分之一。通国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数月而后合。命则其主延首领及散卒素有谋者并入一密室谋之，室中上铺红毯，其主南向而坐，东西相向，各铺白毡。首领以下，依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国布如此阵，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御之？”首领以次各陈其见，择一善者。乃杀牛设誓，期以必死，故每战虽败不退，最能支久。

自彼国至哈密六百余里，经黑风川三百余里无水草，瓦剌多于此邀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峪关一千二百里，亦有无水草去处。成化时，刘宁出军四十八日而后到，路虽近而行难故也。

王子速檀满速儿有同母弟，曰巴巴乂，最强，素欺其兄，异日必夺其国。异母弟二人，曰：真帖木、忍帖木，仅能自存。彼将入寇，必驱瓜、沙诸夷以为前驱，又约瓦剌以助其声势。

对此，李承勋提出的对策是：

使我镇巡有谋，宜结瓦剌以伐其交，厚瓜、沙诸夷以为间谍。俟其兵至肃州，我但坚守不出，小堡难守者悉并入大堡而坚守之。数日之后，彼之锐气无施，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营盘而守之，每出游轶以扰其牧放，彼追则走，彼去复来。不过数日，彼将计穷而遁归。俟彼返路，我以精兵随其后，彼若来攻，固守而不与交锋。我无亡矢遗镞，而彼之进退狼狈，则瓦剌、瓜、沙皆将作难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所以挑瓦剌、瓜、沙者，又在将官用机用智，难预图也。

大学士桂萼对哈密的看法更为武断。他在《进哈密事宜疏》开篇，就指斥诸说之偏见。他奏道：

近朝议哈密事纷纷不一，志事功者主于兴复，悯民命者颇议弃绝，此皆不通时势，而胶于一偏之见者也。臣因以平日所闻，参互考证，而得其说，数以质之前在陕西实心经理其事者，莫不以为所访其中事情并处置之宜，款款切实。今辄开列如类备照册子式样，随此进呈，以备圣览。盖恐兵部复本与百官建议之言，多失事实，并繁文太多，其番语又不易通晓，故敢不惮尘渎。

桂萼的看法是：

今哈密之地，必欲兴复，其势有五不可。城池颓坏，地土荒芜，农器子种不备，辄难修理，一不可也。忠顺、安定二王之后，俱无可立之人，欲立他族，则众心不服，罕慎之事可鉴，二不可也。三种夷人回回，不与我同心，畏兀、哈剌灰又微弱不可恃，况住居肃州日久，有恋土之意，必欲驱之，复入哈密，是置之必死之地，且失其心，三不可也。甘肃之地已为穷边，近来又荒歉，在官仓廪空虚，在民十室九空，甘肃西路虽新设游击三千人，马号为三千，其实不满二千，俱各卫新选之人，其势不足以慑吐鲁而护庇哈密，四不可也。纵使强勉兴复，随复随败，徒劳中国，且伤国威，益资吐鲁之利，五不可也。势虽不可兴复，亦不可废弃。一则祖宗所立之疆土不当弃，一则指以恢复为名，以羁縻夷心，彼以为汉人必不舍此地，常以奇货诱我，如弃而不讲，彼以为我不以哈密为轻重，必启其侵谋肃州之心，大为不可。故哈密之地不可恢复，而亦不可弃也。

对此，桂萼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甘肃的经济问题。他接着奏道：

所谓闭关绝贡者，是因回夷之犯顺，而吾以威摄之也。必须修我之边备，使仓廪充实，士马精强，城堡完固，而将士日夜淬砺以待之。如回夷果能悔过输诚而求贡，然后容其入关；如其桀骜侵犯，则仗义征剿，使之痛遭挫衄而归。如此，则闭关彼以为威，开关彼以为恩，而后边境宁谧。今日之事，一闭关绝贡之后，边备之事置之不问。今闭关绝贡已数年矣，仓廪空虚犹昔也，士马寡弱犹昔也，城堡颓坏犹昔也。内治狼狈如此，故回夷之求和未必诚也，而镇巡不敢深拒，恐其侵掠地方，稍不得利，即率乌合之众长驱深入，如蹈无人之境，必获大利而归。昔年之事可鉴也。盖由我边备不修，闭关彼不以为威，而开关彼亦不以为惠，故今日之事不在于关门之闭与不闭，惟在于内治之修与不修也……故为今日计，惟在安静以养兵民，羁縻以缓他变，则兴复之道耳。

桂萼的论点虽武断，但颇有道理。以明军目前之窘状，不采取过分行动可能是最好的决定。桂萼的论争或许并没有将焦点集中在哈密问题本身，且就整个明朝而言，哈密问题很快就不再出现在朝堂之上。因为明朝君臣逐渐将关注焦点转移到了边防的其他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