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喜欢历史的。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如此情怀——把历史作为探究天人关系的方法——不但成为后世中国史家的圭臬，也成为中国人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全世界从没有哪个文明，把历史看得如此重要。

于是，宋代司马光为宋神宗编写《资治通鉴》，为的是让皇帝“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王侯将相们希望通过历史来学习治国之道。而在民间，老百姓也对历史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从古流传至今的诗歌、戏曲、评书、小说，都充斥着历史题材。这些民间文学借历史诉说着人们心中的英雄传奇，阐述着传统文化忠奸善恶的道德观念。

只不过，民间的历史文学习惯于将故事进行简单粗暴地处理，人物通通“脸谱化”，以至于人们对历史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奸臣”祸国乱民，然后被“贤君”识破、被“忠臣”打败；勇于创新的“改革家”和循规蹈矩的“顽固派”在为国家前途而争斗，好像前者就是天上派来拯救国家的，而后者就是以坑死国家为己任……就像戏曲一样，小时候，我们看戏，长辈总是告诉我们：“看，坏蛋登场了，因为他是大白脸，所以肯定是坏人。”

把历史简单化的结果，就是有不少人认为，古代的帝王将相都是丑恶的：他们绞尽脑汁压迫百姓，百姓不堪忍受之时，怒吼一声，揭竿而起，“哐当”一下就推翻了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然后周而复始，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轮回，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长大以后，我们才发现，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帝王将相”也好，“平民百姓”也罢，剥掉身份的标签，都只是些为功名利禄奔波的人。有些人在社会的顶层，有些人在社会的底层。帝王的枷锁不比普通百姓少，农民过日子打的小算盘不比官员差。

这些熙熙攘攘的各色人一起努力，构建了一套自己都数不清、道不明、理不顺的制度，在暗地里维持着社会的秩序，乃至于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不要把历史上的伟人都想得特别聪明，看多了就明白了，大家都是在不断处理意外的过程中，“侥幸”推动历史发展的。

譬如，北宋神宗皇帝，他一直梦想自己能成为超越先皇的伟大帝王。为此，他与王安石一拍即合，强力推行新法。他的本意是要通过新法迅速富国强兵，开疆拓边，然而，新法的推行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恶果。尤其是青苗法，王安石一开始告诉宋神宗，这个办法可以让朝廷增加税收，老百姓也不会增加负担，可谓两全其美。但是，当青苗法真的推行下去就逐渐变味了，地方官们为了完成王安石制定的考核指标，只得强行借贷给老百姓，再强行向老百姓催收，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并非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在宋神宗的心中，一直有通过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和父亲继承大统的合法性的冲动。能满足这种冲动的人，只有敢于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的王安石。王安石改革的措施是否合情合理，皇帝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辨别。

在这段历史中，宋神宗想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结果却害苦了老百姓。王安石想通过理财手段为朝廷减轻财政负担，结果适得其反。司马光反对这种激进的改革方案，结果被贴上了“迂腐”的标签。

司马光可能没想到，自己编写《资治通鉴》，是为了让读者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他和王安石的争论，亦成为千百年后的历史，供人观读议论。他们到底谁对，谁错？这个问题，绝不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的问题能解决得了的。

无论是帝王还是将相，他们都是古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精英，是所处时代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简而论之，必须要设身处地地去思考他们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情境，揣摩他们行事的动机，然后再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来评判他们个人，以及整个政治制度的优劣。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听懂他们的理想与抱负，理解他们的辛酸与折辱，会意他们的妥协与退让。

如此，历史人物才不是纸面上冷冰冰的一个个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曾经活过的人，他们也曾鲜衣怒马，也曾引吭高歌，也曾进退失措，也曾儿女情长。

以“鲜活”的历史人物为线索，才可以认清楚当时时代的面貌。

而历史研习社的作者们，就是想以历史学专业的严谨，结合优美的文字，新鲜的视角，带领大家穿越时空，鸟瞰古时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朝堂之下的醉酒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