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风声雨声读书声——无锡篇（1）

先生说

无锡有个东林书院，那里有一副天下闻名的对联，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对联，一起读出来：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留下的对联。四百多年来，这副对联一直被人传诵。这副对联挂在东林书院的依庸堂，依庸堂建筑格局与我们所在的怀顾堂非常相似，都是江南园林的风格。怀顾堂廊檐下还挂着一块写着“瑾槐书堂”四个字的匾额。

如果薛福成故居没有“瑾槐书堂”四个字，这“江南第一豪宅”也许就变成了一座空空的房子，一个空空的景点。它建造完成时，从欧洲归来的主人却病故了，薛福成并没有在这里真正生活过。很多年以后，一个跟薛福成有关联的后人，在这里办了一个公益讲堂，讲述中西文化。

薛福成是一个脚踏中西文化的人，既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从四书五经里浸泡出来的，同时又是一个洋务派，主张发展工业、发展商业，主张造船、造机器。更重要的是，他是比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到了欧洲，在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做过公使，成了中国早期到过西方、具有世界视野的人物之一。这个院子是个中式的大宅院，院子的主人却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把世界带到这个古老的中国庭院里，这是一种美好的结合。

无锡近代以来出了很多人物，这些人物当中有一个叫钱锺书，人们都说他学贯中西，就是走向世界，把中西学问给打通了。我觉得在“风声雨声读书声”这副对联里，其实已预示了这块土地上的读书人将来会走向世界，因为他们不仅关心书本上的东西，也关心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无锡这个地方出人才，这个地方的人出去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太湖边的别墅往往是本地人建的，太湖的公园也往往是本地人建的，梅园、蠡园、锦园，乃至更早的寄畅园，都是无锡本地人建的。跟无锡不一样，西湖边的房子往往是外地人建造的，在西湖留下了大名声的往往并不是杭州当地人。白居易、苏东坡、杨万里、张岱不是杭州当地人，杭州是靠着这些外来的人而变得更有影响的。近一百五十年来，杭州本土很少产生重量级的大人物，无论在工商企业界，在学术界，还是在自然科学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值得去研究。

“风声雨声读书声”这副对联把我们带到了明代的东林书院。这一课本来计划在东林书院上，不巧碰上东林书院关门整修，我们只能在薛福成故居的瑾槐书堂来跟无锡对话。

在薛福成故居与无锡对话

从东林书院到瑾槐书堂，四百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但是人类对文化的追求，对文明的追求，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虽然瑾槐书堂女主人的分量不能跟东林书院的主事者相比，也比不上无锡历史上的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人，但瑾槐书堂是这个时代重续文化梦、文明梦的一种努力；也许多年后，出来一个影响时代的无锡人，他小时候曾经在瑾槐书堂听过什么讲座，某句话打动了他，激励了他。无锡的历史上，就产生过影响世界的人，今天下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些可以放在历史天平上的无锡人，他们代表着无锡的文化，代表着无锡的精神根脉。如果离开他们，无锡就只剩下一个湖——一个空空的太湖，就只剩下一座座空空的房子，还有那些空空的园林。

离开了人，最好的风景也是空的风景。就像照片当中最美的镜头常常不是空镜头，而是有人的镜头，人把一种超过风景的新元素带到我们的视野中。人类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创建起今天的文明，将来的文明也是由今天的人慢慢地创造出来的。东林书院离我们很遥远，那是明朝万历年间重建的一个书院，它的起点在宋代，是宋代一个叫杨时的人建的书院。

我们从东林书院开始回顾无锡历史上的人、无锡的人文资源，这堂课的题目可以叫作“风声雨声读书声——从东林书院到薛福成、钱穆等”。关于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邓拓写过一篇文章《事事关心》：

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像真的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这是邓拓对上联的解释。邓拓是什么人？邓拓曾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是杂文家、诗人，也是历史学家，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中国救荒史》，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非常有名。邓拓来到东林书院是在1960年，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过东林书院》，我们一起来读：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两句是邓拓很有名的诗，非常有力量，讲的是东林党人的往事。“东林讲学继龟山”，这个“龟山”指的就是杨时。杨时，宋代人，号龟山，被称为龟山先生，是那时有名的理学家“二程”——程颐、程颢的学生。东林书院最初是杨时讲学的地方，创建于1111年，距今九百多年了，但在杨时之后东林书院就被废弃了。直到1604年，又有人接续了东林书院的事业，继续这个事业的人叫顾宪成。顾宪成是无锡人，进士出身，在朝廷做的官并不大，被撤职以后回到家乡。他一生最主要的事业恰恰就是重建东林书院，也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他和弟弟顾允成以及朋友高攀龙等人重修了东林书院，开始在这里讲学。

他们制定了《东林会约》，每年举行大会一两次，每月举行小会一次。所谓的大会、小会，就是讲学、会讲。当时的书院分成两种，一种是讲真学问的会讲式书院，另一种是专门应付科举考试的应试书院。

高攀龙也是无锡人，进士出身，在官场浮沉多年。他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一再强调：“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因为提倡求真务实，讲真学问，追求真知，东林书院很快就成了江南的文化中心，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也成了江南文化的重心，符号性的人物，不仅影响江南，也影响全国。

后来，有人上奏指控顾宪成主持的东林书院为“东林党”，说他借着讲学，“号召南北，结党揽权”。有人甚至上奏说：“盖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之祸，始于东林；东林之名倡于顾宪成……其究将使在朝在野，但知有东林，不知有皇上；但知为东林之党，而不知为皇上之臣子。”从这些攻击的言论，不难看出东林书院当时的影响力。

所谓的东林党人，不过是明朝末年的一批读书人，有不少人都在朝为官。他们中官最大的已经做到了尚书甚至进了内阁；但都遭受了重大的迫害，有很多人被杀头，有的人被逼自杀，比如高攀龙就是跳水自杀的。东林党人的命运如此惨烈，难怪邓拓说“头颅掷处血斑斑”，指的就是他们以生命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薛福成故居的课堂

历史上有很多正面人物，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屈原是这样，岳飞是这样，史可法也是这样；这些悲剧人物身上承载的是一种正气，一种道德的力量。这些人构成了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一条脉络。他们本来只是平凡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了悲剧人物，而被历史记住。

世上有平庸的人，有平凡的人。平庸和平凡有什么区别？

童子：平庸的人就是普通人，平凡的人不普通。

童子：平凡的人不普通，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些不平凡的人，他们的世界大到可以和整个世界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