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风声雨声读书声——无锡篇（3）

他们在不当权的时候，訾议国政，抨击当局，赢得抱道忤时者的追随和民众的拥护。天启年间命运出现了转机，从在野的清流，一变而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

现在批评东林党人，甚至骂东林党人的声音还很多。可以说，对东林党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不是一味地正面肯定，这是变化。事实是他们做得也并不是那么好。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人都有他的弱点，有他的不足。

我们从晚明走到晚清，薛家花园的主人薛福成，他是1838年出生的，出生在鸦片战争前夕。他的父亲有科举功名，中过进士，做过地方官，但是他在科举路上走得不顺，中了秀才后没有走到举人这条路，他后来是从幕僚的路上起家的。他跟随过两个人，第一个是曾国藩，第二个是李鸿章。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的两位重臣，他跟随他们将近二十年，是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府里成长起来的。幕府是一个人才成长的地方，过去一个重臣手下可以有一大批的能人志士，这些人的薪金由官员自己发，朝廷没有给这笔钱，而官员必须要有这么一批人给他出谋划策，办各种各样的事情。曾国藩的幕府尤其人才济济。我们在荡口看过数学家华蘅芳的故居，他也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做事。当时很多人才都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薛福成给曾国藩写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各种国事建议，被曾国藩看中，在曾国藩幕府做了很久，很有贡献，但只有一个五品头衔，而且是个空衔。曾国藩死后，他就没办法往上升迁了。等到朝廷开始向民间征集治国良策，他就写了一个比过去给曾国藩的万言书更重要的折子，通过山东巡抚递到了慈禧太后那里，被看中了，传阅全国，一下子就成了名。李鸿章请他入幕府，他在李鸿章府上待了整整十年；终于有机会出去做官了，他做过宁波、台州、绍兴的道台，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去治理一个地方。升任湖南按察使后，他有了个出使欧洲的机会，这已经是1890年了，他成了出使英、法、意、比的大臣。他在甲午战争之前到了西方，并写了一部《出使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收入了这部日记，可以说这代表了他睁眼看世界的成果，里面有很多的见解，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世界真实的、可靠的认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外国的认知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留下的著作极为宝贵。我们说他脚踏中西文化，即一只脚踩在中国，一只脚踩在西方。他那个时候使用的是文言文，他认为应该变古以就今，“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他提出“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中国要富强也要发展工商。在1890年到1894年，说得出这些话的中国人，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凝成的这部日记，放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部有分量的日记。

但是一个人的主张也需要有人去践行。人们称薛福成是洋务派思想家，因他出使欧洲，又称他为外交家。他在1894年就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故乡有两个年轻人——荣宗敬和荣德生，他们当时二十岁左右。也就是说，当无锡人薛福成带着他以工商为先来谋中国之富强等主张离世的时候，无锡的荣氏兄弟成长起来了。这两个人放在我们中国过去的历史脉络里，似乎是不能成大事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念过多少年书，大概就读过五六年的私塾。但他们赶上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薛福成去世之后，中国与世隔绝的环境已变为中外联通的环境，这两个年轻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百年难逢，而是千载难逢。在他们之前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降临过，他们可以去尝试、实践薛福成所提出的以工商为先来谋中国的富强。这两个无锡人抓住了这个千年不遇的机会，开始创立企业，在无锡办面粉厂。从1900年开始，从面粉厂、纺织厂，一路办下去，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荣氏企业的帝国是在无锡开始的，他们的主要企业在上海，汉口、济南等地也有。这两个无锡人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无锡在中国的地位。日本的小学教科书都有一篇课文介绍荣宗敬，他有一个绰号叫“无锡拿破仑”，就是大刀阔斧、一往无前，决心要办出一个企业帝国的人。他身上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中国企业史上很少有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荣家两兄弟，哥哥是创业者，弟弟是守成者，两兄弟相辅相成。荣氏企业在纺织领域有九个，从申新一厂到九厂，横跨上海、无锡、武汉；他们的面粉企业有十二个，从无锡、济南、上海到武汉；还有其他的附属企业，分布在上海、无锡和武汉等地。荣氏两兄弟分别生于1873年和1875年，是薛福成之后的企业英雄。如果他们光是赚了大钱成了富豪，他们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两兄弟是有理想的，他们有了钱以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办学校，他们办了一系列的学校。他们在无锡从小学开始，办了八所小学，办了一所公益工商中学，还在梅园里面办过一所高中，叫豁然洞读书处，荣毅仁就是从那里毕业，然后去圣约翰大学的。荣德生最大的理想是办一所大学，最终办了一所江南大学。这所大学早已消失，跟今天的江南大学没有关系。他们还办过一个大公图书馆。

荣家除了办教育，公益事业还包括建造了两个公园——梅园和锦园，还开了公路，开了公共汽车公司。荣德生还有一个梦想，要在大无锡一带建一千座桥——“千桥会”，最后修成了几百座，其中最大的那座桥就是曾号称“江南第一大桥”的宝界桥。这是荣家留给无锡、留给中国的贡献，从教育到公益，而不仅仅是财富；光是财富的话，荣家恐怕会被后人遗忘了。

从年龄上说，钱穆比荣氏两兄弟小了二十来岁。我们到荡口的钱穆旧居看过。从很多方面来说，钱穆似乎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顶尖学者：第一他学历太低，大学都没有念过；第二他家境贫寒，没有机会专门去做学问。但他做成了大学问，成了一代大学者。这可以给很多贫寒子弟以激励，给很多没有机会上北大、清华的人以激励，他的学问胜过许许多多他同时代毕业于名校的学生，他后来的影响力也超过了许多毕业于名校的学生。他的身上充满了道德的热情、做学问的勇气，他参与创办的新亚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重要的前身之一。他留下的《钱穆全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现在仍受到广泛的关注。正如他在新亚书院校歌中写的：“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他将自己放进了这个古往今来的神圣序列当中，靠的就是读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用功，一辈子这样用功。对于这位江南读书人，有人说他靠的是与生俱来的平实，成就了这番学业。“平实是一种分寸，也是一种境界。”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被后来者看重。

可以说，东林精神是无锡人缔造的农耕文明时代的精神，创办实业的精神是无锡人荣氏兄弟在晚清民国时候缔造的，新亚精神是无锡人钱穆在香港给未来的香港中文大学奠定的重要根基，他们的影响涉及政治、学术、教育、工商业，无锡这个地方因为这些人而变得有重量。他们生在无锡，一定跟太湖边这一方水土有某种关联。

还有一个人，他于1902年生在无锡这块土地上。他就是顾毓琇，他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在人文和科学领域都取得了成就的人物，既是电机领域的权威，也是教育专家，还是现代文坛的元老、话剧的先驱，又是古乐的泰斗，一生中横跨的领域如此广泛，每一样都不是蜻蜓点水，真是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