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在“自由”问题上的认知迷雾（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首题为《自由与爱情》的短诗，从20世纪20年代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广泛流传，寄托了几代人对自由的向往和看重。
物以稀为贵。一般来说，只有因稀缺而珍贵的东西，才会为人向往和看重。所以，这种向往和看重，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人对不自由的愤懑和抗争。
还是这首《自由与爱情》，今天，当人们重新背诵那些字句，再不会像过去那样在心中鼓荡起沸腾的热血。年轻人更不会像父祖辈当年那样，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甚至当有人说到“自由”这个词，如果不集中注意力，且费一番思量，经常弄不清楚说话的人借由这个词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时代变了，人们的观感和关注变了，与“自由”一词相关的语境变了。陪伴几代中国人成长、经久不衰的这首短诗，不知不觉地在时代的浪潮中渐行渐远，变得让人生疏了。
大约40年前，在我从小生活的县城，县中学一名姓谢的年轻员工第一个穿上了西服。那是在香港歌星张明敏应邀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我的中国心》之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词句还不为人熟知。他这个破天荒的举动，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也招来了各种议论和猜疑。有人说他搞得花里胡哨，穿着不得体；有人说他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有人说他讲吃讲穿，不务正业；还有人说小伙子脑袋进水了，精神出了问题；还有人说年轻人崇洋媚外，思想品质不好。
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各种事情，在那个年月随时随地真实地上演着。女生化个妆被认为想要勾引男人。男生在街上多看几眼漂亮女生，或者把哪个女影星的照片贴在自己房间里，被认为不正经。恋爱中的男女在公开场合拥抱也被认为有伤风化。正常离婚被看作不光彩的事，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直到30多年前，大学毕业还实行包分配的政策，大学毕业生的去向要由分配确定。分配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个人只能服从，没有选择的余地。
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政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与那时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现实密切相关。今天的大学生也许会羡慕前辈们一毕业就能端上铁饭碗，不用挤在摩肩接踵的求职队伍中四处投递应聘资料，甚至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但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体会到那种没有个人选择可言的无奈和苦楚。
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多安逸就有多痛苦。如果有人对今天的大学生说，拥有选择的自由、自主的权利，是幸运之至的事，是前辈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事，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如果有人现身说法，批评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今天，任何一个成年人，想要怎样穿衣着装，怎样梳妆打扮，乃至怎样塑身整形，比如要不要把单眼皮割成双眼皮，要不要把宽下巴削成尖下巴，要不要把鹅蛋脸整成瓜子脸……都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
任何一个成年人，想要做什么工作以及如何对待工作，非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不入或者随便干哪行都行，找个地方上班或者自主创业，走专业技术道路或者走综合管理道路，追求出人头地或者甘愿默默无闻，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
任何一个成年人，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养孩子，与什么人恋爱，与什么人结婚，年龄相当或者年龄悬殊，老夫少妻或者少夫老妻，恋爱了要不要分手，结了婚要不要离婚，要谈多少次恋爱，要结多少次婚离多少次婚，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成年人，愿意如何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把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与什么人为伍，把日子过成啥样子，只要法无禁止，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
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成年人，在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同时，完全能够按照个人意愿，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看法。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整个中国社会围绕言论自由问题逐步形成空前广泛的共识，那就是：言论自由并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就骂谁。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对应着公民义务。保障公民拥有按照个人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对行使这种表达权利作出一定限制，两者并不矛盾，是任何发展到相当文明程度的国家都会采取的做法。中国给予公民的表达权利并不比西方国家少，对表达权利的限制性规定也不比西方国家多。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空间泥沙俱下、良莠杂陈，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问题滋生泛滥，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让人们深受其害、深恶痛绝。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对包括网络言论在内的意见表达进行有效的管理，将如同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带来巨大的破坏、伤害和灾难。鲜活的经验，更加坚定了全社会对意见表达进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的认识，更加强化了全社会关于言论自由问题的共识。
这些共识的建立，为进一步保障和规范人们行使意见表达权利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这些共识的建立，还使得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诟病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的说辞，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在近代以来持续社会变革的基础上，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造，特别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享有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个人发展的自由、个人生活的自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历史上，个人享有的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享有自由的人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
自由已经成为人人可得而有之的东西，人们当然不必那么向往和看重了。
当越来越多的人享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自由，这越来越多的人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社会中，自由是有条件的。实现个人的自由，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如果为了个人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那么必然会因为他人的介入而无法实现个人的自由。不仅如此，自由也是有代价的。每个人在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的同时，必须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后果。享有自由不等于随心所欲，更不是为所欲为。
越来越多的人还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社会中，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时代给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时代也设定了自由所能达到的边界和程度。任何人都活在时代之中，无法超越时代。你可以本着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并付诸行动，但这并不足以保证获得尽如人意的结果。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社会演进中，大凡新事物初生，就像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常常以非同凡响、无所不能的恢宏气势，带给人革故鼎新、澄清玉宇的巨大希望。当此之时，人们感知的一切都今时不同于往日，万事万物莫不焕然一新，仿佛呼吸的空气都清新几分，仿佛四处的草木都平添几许新绿。
时日既久，新旧的更替、新旧的融合告一段落，社会在激烈的变革后转为平稳的发展，人们的心绪渐渐平复，当初那股子新鲜劲儿褪去，眼中的一切重新归于平常。人还是那样一些人，无非男女老幼，高矮胖瘦，黑白美丑，智愚贤不肖。日子还是那样过，无非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聚散离合。
来自西方的“自由”，这个承载过中国人无穷无尽美好遐想的新事物，这个激励着几代人前赴后继去打破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新事物，这个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新事物，在人们如愿以偿地享有了它之后，却发现并不像曾经预想的那样各种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各种烦恼都得以根除了，并没有从此一切皆大欢喜。
有了“自由”，我们依旧在三界五行之中，逃不脱生老病死。“自由”让人更充分地享受生命之乐，但是无助于我们解脱生命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