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出家

自古帝王多风流，但是纵观中国历史，真正做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并不多见。历史上的美人何其多，其中，顺治的宠妃董鄂氏无疑是幸运的。尽管她过早地香消玉殒，但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顺治为她拂逆了自己的母亲，为她背弃了自己的兄弟，为她抛弃了清朝来之不易的万里江山，最后甚至长伴青灯古佛，终了一生。那么，这位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君主，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经受不住失去宠妃的打击，出家当了和尚吗？

顺治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是一个只会拜倒在美人石榴裙下的平庸男人。历史上的清世祖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皇孙，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子，承袭了父辈的优良血统，并身受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精心教导。顺治帝于十四岁时开始亲政，掌控大权，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政务之余，他还刻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顺治帝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他深知国计民生为治国的第一要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扶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除郑成功势力，顺治帝扫清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清朝统治中原的梦想。

这样一位继承了满人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一的年轻有为的皇帝，为什么会出现遁入佛门的说法呢？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为两点：

第一，顺治帝在广泛地学习汉文化的同时，接触到了佛教文化。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初国史院满文档册对此有相关的记录。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同行猎，驻于河北遵化。次日，顺治帝与一位名叫海寿的法师谈了很久，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顺治十三年，顺治帝又多次到京西的海会寺，同寺里的高僧憨璞谈禅，并请憨璞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邀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从此，顺治帝经常研读佛经，参悟禅机。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顺治帝“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禅悟。尝召琳、木陈二和尚入京，命驻万善殿，机务之暇，时相过访，与二师谈论禅机，皆彻通大乘”。很多的佛家著述杂记中，都有关于顺治信仰佛教的记载。也许，正是由于顺治帝深深折服于佛法教义，才使“顺治出家”在思想上找到了根源。

第二，宠妃董鄂氏的去世使顺治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感情重创。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氏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于顺治十三年夏天入宫。又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董鄂氏夏天入宫，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八月二十二日，董鄂氏被正式册立为贤妃，顺治在册文中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卷一百五记载，十二月初六，越级，直接册立董鄂氏为“皇贵妃”，并对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氏“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的喜悦心情推及全国。该诏书长190厘米，宽93厘米，目前仍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宫中最高嫔妃等级的“皇贵妃”，只用了半年时间，可见顺治对其宠爱和重视程度。也正因为如此，董鄂氏的去世对顺治帝的打击是巨大的。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董鄂氏病逝后的第三天，顺治追封其为皇后，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而当时顺治的正宫——孝惠皇后还在位上，这实在是不合礼法的举动。仅仅追封皇后，已经不能表达顺治帝的悲伤，万念俱灰之余，顺治帝只能从长期以来修习的佛教思想中寻找精神慰藉，因此，萌生出家的念头也在情理之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了解，顺治“出家”的思想基础和缘由都具备了，那么，顺治帝是否真的“出家”了呢？

顺治十七年十月，茆溪森和尚在西苑万善殿为顺治帝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但是在茆溪森的师父玉林琇的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顺治帝最终还俗。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史书，但是，广泛地见于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当年被顺治帝请进宫里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且都是各自分别记录，可信度极高，普遍为史学研究者认可。

而关于顺治帝的归宿，清代官方史书的记载非常明确。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详细记录了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到初七几天内顺治帝的情况：初一，顺治帝免去了群臣的朝贺礼仪，春季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是派官员前往的；初二，顺治帝感到身体不适；初六，由于病情加剧，顺治帝派官员代自己参加大享殿礼仪，并赦免了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死罪；初七的凌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左右，顺治帝病逝。

清代另一份重要的官方史料《玉牒》中的记载大致与《实录》的记载相同。同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保存着顺治帝的《遗诏》。根据《清圣祖实录》卷一记载，初六，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而王熙撰写的《自撰年谱》又对此提供了佐证。

《清圣祖实录》卷一中还记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盛殓顺治帝遗体的梓宫移放景山寿皇殿；二十一日，清廷举行了“奉安宝宫礼”。可见，此前顺治帝的遗体已经火化了，因为，“宝宫”指的就是骨灰罐。此外，很多僧侣著作都印证了此事。《旅庵和尚奏录》中写明，顺治帝临终前对身边的僧侣嘱咐，因为祖制是火葬，而自己又信奉佛教，所以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其主持火化仪式；如果没有赶到，就由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伴随在顺治帝身边，其记载的与顺治帝的奏对极具真实性。而《五灯全书》中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星夜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此记载不但证实了旅庵和尚的说法，同时也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安放宝宫相吻合。

因此，顺治帝的确萌生过皈依佛门的想法，也曾有过具体行动，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的子时，病逝于养心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