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发展与价值（2）

接纳承诺疗法创始人海耶斯教授曾说过：“那伤害我们的，通常都是我们最在乎的！所以，远离伤害，就是在远离我们真正在乎的一切！”这种远离，就是在无意中用行动努力地进行自我伤害。

观察过生活的事实，我们再回归科学研究，看看从科学的角度，人际关系对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人际关系发展是生理与神经层面的需要，且社会化是自我意象发展的两大过程之一。因此，人际互动，或称群体关系需要，不是理智选择的结果，它背后蕴藏着大量的生理和神经作用机制。

甘纳尔、拉森、赫次嘉德、哈里斯、布罗德森等研究发现，如果和母亲分离的时间超过30分钟，婴儿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增加。斯潘格勒和格罗斯曼对处于陌生情境下婴儿的反应进行了测量，发现分离会导致婴儿的心率有所增加—这从侧面反映了儿童内在的不安。

姆赛伊、詹纳库洛普洛斯、格罗弗、阿克莱和莫迪研究发现：儿科重症室里的早产儿在和母亲有过肌肤接触后，他们的内啡肽循环会加速；对早产儿来说，按摩会降低皮质醇水平，并增加孩子的体重。

阿卜德、卡梅伦等人发现，儿童很早就会出现以“我们”为中心的内群体偏好。达布斯研究了群体输赢活动对人类睾酮激素的影响：有利于本群体获得更多资源的胜利经验，或者看到“我们”队伍的胜利，会使睾酮水平提高；而失败的经验，或看到“我们”队伍的失败，则会使睾酮水平下降。

关于压力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感受到压力时，作为对压力的反应，脑垂体会释放一种压力性激素，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催产素。作为一种神经激素，它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可以很好地调节大脑的社交本能，促使人们与别人交往。而且，催产素让人们渴望得到朋友或家人的拥抱或接触，它甚至会促使人们去主动帮助和关心那些自己在乎的人。换句话说，在压力的促使下，激素的作用会将我们推向群体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容易相信别人，更具有合作精神且更慷慨大方。

类似关于人际互动对个人生理影响的研究有很多，它们都指向了一点：良好的互动，会降低身体生理层面的压力水平，让个人获得更好的身体体验。这种体验，能彻底改善我们的行为表现。

比如针对儿童的研究已经发现，成功建立起同伴支持关系的儿童，可以更好地处理压力体验，能够完成自己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面对挑战时体内皮质醇的水平更低，在心理任务中的表现更好，以及拥有更多积极的情绪，等等。

在生理改变之外，群体互动的脑神经机制也开始揭开面纱。

我们知道，社会群体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借助群体力量共同抵御潜在的掠夺者，因此，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都会自动出现模仿他人的行为。这种模仿行为的生理基础，是镜像神经元。这是婴儿自出生第一天就会经历的过程。

2007年，该研究领域的一位领先人物拉马钱德兰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把镜像神经元称为同理心神经元，因为它们消解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屏障！”

著名的沟通专家马克·古斯顿博士在实践中总结了镜像神经元和人际互动的关系：在镜像神经元作用下，我们时常镜像映照外部世界，理解别人的需求，努力赢得他人的赞许；与此同时，作为独立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人能映照我们的感受和需要。如果这种渴望得不到满足，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不被接纳，不被理解，并因此陷入深深的痛楚中。

所以，人际互动的价值真的是思维可评判、可选择的领域吗？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拒绝人际互动来终结潜在的伤害及相关的心理痛苦吗？这一系列生理、心理以及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际互动是生命最基础的需要之一，对于人类而言，其地位与我们对食物、安全、睡眠等方面的需要一样。

不仅如此，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心理层面也有诸多实证的研究。

比如新皮亚杰主义的研究表明，当儿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时，通过讨论比其独立工作更能增长知识。博尔顿、布伦顿、科钦德弗等人的研究都发现，没有朋友的儿童更有可能感到孤独，更容易被同伴欺负。

哈佛格兰特幸福公式研究是心理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跟踪研究。该研究在70多年里持续追踪哈佛大学1938年的268名毕业生，结果发现：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核心因素，也是一个人长寿的重要标志。

拉森等人的研究发现，自五六岁开始，儿童开始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同伴一起玩游戏，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比如对高中生来说，在一个典型的星期中，即使除去课堂活动的时间，他们与同伴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占据整个清醒时间的29，而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在一起的时间仅为13。

通过上述大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虽然“观察者I”依据自己多年的经验累积，一直想从理智的层面给出我们对人际关系“需要不需要”的判断，但人际互动的需要是生理和神经层面活动的结果，这是思维无法控制的领域。因此，无论“观察者I”愿意或不愿意、选择或不选择，人际互动都是健康生活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