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伪概念，我们没有行动的自由（6）

这种预测机制是进化适应的结果。研究发现，个体对行动结果的期望，会影响他们准备投入的努力。卡夫和舍尔的研究表明，面对一项挑战，大学生被试如果预期会成功，他们就会投入努力，并不断加强。相反，如果怀疑感非常强烈，那么大学生被试会倾向于放弃进一步的努力，甚至会放弃目标本身。这种放弃的形式，可能会很明显，如逃避情境、旷课等，也可能会很隐蔽，比如做白日梦、痴心妄想，否认目标的重要性。

上面的研究，已经简单呈现了大脑工作机制的另一面：对生命的伤害。

很多进化形成的对适应现实世界有益的机制，在被用于解决心理世界的困扰时，都会带来相反的作用。大脑的高效主动的工作机制就是这样。在本书后面，我们会深入地探讨这一点。现在，在了解了大脑主动的关联预测式的工作模式后，我们继续探讨大脑完整的工作过程。

“观察者I”运作的三大过程：描述现实、评判状况、做出命令

大脑的关联预测机制，呈现为自动化语言，就是“观察者I”描述现实、评判状况与做出命令的过程。

我们先探讨自动化语言的第一个过程：描述现实。

在“SM”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关联预测机制首先需要依托客观事实。那么，在探讨“观察者I”预测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一个新的问题：“观察者I”所描述的内容真的是客观现实吗？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着我们与自动化语言的关系—它是否值得我们信任？

面对这一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会本能地给出答案：当然！

实际上，在刚参加心理灵活性训练时，每一个来访者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感知到的、讲述的内容，就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深入探讨感知起效的机制。

我们知道，感知包含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生理过程，另一个是心理过程。到了这里，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这两个过程是客观过程吗？

我们先看第一个：从生理上，我们真的能感知客观的事实吗？

在这方面，一些实证的研究也许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对婴儿和成人声音感知能力的研究。

绝对阈限是最常见的测量声音强度加工的指标，它是指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被试刚刚能听到的声音的强度。常规研究显示，婴儿和成年人对不同频率下声音的绝对阈限不同：在250赫兹下，成人的绝对阈限为38分贝，而威尔的研究显示，3个月大婴儿的绝对阈限为68分贝；在2000赫兹下，成人的绝对阈限为12分贝，而参与威尔研究的3个月大婴儿的绝对阈限为82分贝。在类似的研究中，虽然数值有差异，但它们都清晰地呈现了一点：不同年龄的不同被试，对同一个客观现象的感知能力完全不同。

所以，如实感知客观事物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个人身体的感知能力。我们知道，大象能听到的次声波和蝙蝠能听到的超声波，都是如实存在的客观现实，但是，我们人类并不具备如实感知能力。

在声音之外，我们的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都会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得知一个全新的真相：所谓的如实感知世界，只是“观察者I”依托于不完整经验发出的呓语。

在解决了生理能力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人是否具备感知客观事实的心理条件？

在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看到：“观察者I”是发展的产物，它不是出生就有的。它的出现，只为了一个核心目标—发展自己以更好地认识、适应世界，确保生命的安全与舒适。因此，“观察者I”对世界的感知，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它们有着清晰的目标。

同样以听力的发展为例，我们身处的世界，时刻充满了嘈杂的噪音。作为成年人，我们都拥有从噪音中区分出自己想要的信号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婴儿来说，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比如关于婴儿听力的研究表明，婴儿从复杂的声音中获取信息的途径与成人不同，他们通常不关注包含最多信息的声音波形或时间特征的细节。同时，婴儿的声音空间定位能力相当粗糙，他们不太能很好地将言语从周围嘈杂的声音中离析出来。

所以，生命发展的过程，就是“观察者I”依据持续累积的经验和由此形成的目标预期，增强选择性的接收信息能力的过程。

在心理学研究中，这种选择性接收信息的现象，有大量的实证作为支撑。

一方面，我们的情绪状态会影响信息接收效率。我们在前面曾讲过感受对注意力的影响—糟糕的感受会驱使注意力寻找能够支撑自己感受的信息，比如焦虑会让人定向关注可能的威胁，而悲伤会让人寻找伤感的音乐和故事。

另一方面，我们的信念也会影响信息接收能力。一些研究发现，当人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时，如果初步结果提供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信息，就会停止搜索。

在一系列的实验中，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家塔利·沙罗特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再次验证了选择性接收信息的现象。研究人员为被试呈现一系列信息，它们分别会支持或反对被试的原有观点。在被试接收信息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集中观察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结果发现，当看到符合自己预期的信息时，被试的该区域就会被激活，然后这些证据会促使被试改变看法，例如听从医生的建议接受治疗；但是如果他人提供的意见不符合被试的期待，大脑的这个区域就不会启动，那么被试也就没有太多理由改变意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事实：无论是从生理过程还是心理过程来看，“观察者I”对现实信息的接收都呈现出两大特点：预期性、选择性。因此，“观察者I”不具备如实感知并描述客观现实的能力。

厘清了第一点，我们再来探讨自动化语言的第二个过程：评判状况。

要想评判状况，首先要有一个行为的主体。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负责评判的“观察者I”究竟是什么？

在X的成长中，我们已经看到，“观察者I”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包含了自我和社会两个过程。这就意味着，“观察者I”是在社会互动条件下经验累积的结果。换句话说，负责评判的主体，是过去而非现在的产物。

在看清了“观察者I”的过去属性之后，我们要面对另一个问题：“观察者I”用以评判客观现实的标准是什么？它是固定的，还是变动的？它是个体的，还是具有普适性的？

显然，这个问题不需要我带大家探讨。评判的标准，与我们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内化的信念，以及当下的情绪状态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它不是客观、普适的，而是受到个体及文化制约的。

在心理服务中，很多来访者的家人会充满困惑，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受困的亲人互动。比如同样一句关心的询问：“你是不是特别不高兴？”有时来访者会回复：“是啊，我看不到一丁点希望，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毁了……”然后，他们可能会彼此互动很久。但有时，来访者可能会感到非常不耐烦：“你烦不烦啊，老是问我这句话！我当然不高兴了，每天有让我高兴的事情吗？净说些废话！”

这种波动巨大的回复语言，呈现出一个清晰的事实：大脑自动化语言的第二个过程与第一个过程一样，也不是自由的。

自动化语言的第三个过程，就是做出命令。比如“太烦了，我要喝口酒”，或者“我实在是受不了她了，我必须离婚”……这方面，我相信每个陷入心理困境的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都在反复亲身体验着，它深受感受等因素的影响，同样没有自由可言。

所以，当我们完成了思维领域的一系列探查后，再重新观察自己的行动，这里面真的有任何的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