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2）

17和18世纪，外国人认为相比当时欧洲的其他社会，共和国赋予了它的公民、外国居民更多的自由，黄金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也确实特别强调自由。在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冯德尔创作的众多戏剧中，唯一一部关于荷兰特有主题的作品《巴达维亚兄弟》，便是根据古代巴达维亚人——17世纪的荷兰人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祖先——从罗马人那里争取自由的斗争改编的。前文那位评论荷兰女仆的德意志作家声称：“这里的居民热爱他们的自由胜过任何东西”。荷兰共和国这种著名的自由基于良心自由。不过，正如英格兰大使威廉·坦普尔爵士在1672年前后所写，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创造了一种“普遍的自由与安适，它不仅仅局限于良心自由这一点，还扩展到其他能使生活方便、安宁的方方面面，大家各行其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毫不关心他人的事情”。意大利新教作家格雷戈里奥·莱蒂曾在意大利、日内瓦和英格兰生活。1683年，他定居阿姆斯特丹。在这里的见闻令他欢欣鼓舞。他在荷兰省感受到的真正的自由与意大利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看来，腐化堕落、体制性的专制和对个体尊重的缺失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的特征。

沉默的威廉及其宣传者将自由作为他们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核心正义原则。威廉在1568年发布宣言，解释他为何拿起武器反抗尼德兰的合法统治者：一方面，他提到西班牙国王侵害了各省的自由与特权，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使用了“自由”一词；另一方面，他也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抽象说法，宣称自己是自由的捍卫者。他强调，人民“过去享有自由”，现在却被西班牙国王打入了“不可容忍的奴隶状态”。大起义之后，相互敌对的各意识形态团体在定义各自的立场时，仍将自由作为核心要素。下述例子颇具代表性：1667年，共和国治下的荷兰省三级会议颁布了它最著名的法案之一，即所谓的《永久法令》，废除了荷兰省执政一职，他们为此辩护的理由是，这对保护和推进自由而言是必要的。罗梅因·德霍赫是17世纪末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积极的宣传家。1706年，他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来描绘联省，将它称为“世界上已知的国家中”，生活“最自由、最安全的一个”。

不过在黄金时代，许多活跃在共和国里最富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天才却感到失望，他们发现这里著名的自由覆盖的范围事实上并不够广。笛卡儿起初满怀热情，而到17世纪40年代，他开始忧虑自由的局限。斯宾诺莎一直焦虑不安。作为17世纪荷兰主要的共和派作家之一，埃里克斯·瓦尔滕崇敬自由，痛恨专制，最终却因为渎神的罪名而受到调查，死在海牙的监狱中。德霍赫也不得不从阿姆斯特丹搬到哈勒姆，以避免因传播色情图画而遭受审讯。除此之外，格劳秀斯、埃皮斯科皮厄斯和其他许多名人也有抱怨的理由。不过，在所有这些人看来，这种相对的自由仍旧是共和国提供的生活便利和有利条件之一——就算不是其中最宝贵的。

在那个时代，共和国真的特别有助于思想、想象力和才华的发展，它提供了许多学术书籍、科学研究收藏、艺术家的素材和神学家的不同观点，其丰富程度是欧洲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近代早期，欧洲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物都诞生在北尼德兰，或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他们包括伊拉斯谟、利普修斯、斯卡利杰尔、格劳秀斯、伦勃朗、冯德尔、笛卡儿、惠更斯、弗美尔、斯宾诺莎和培尔等。在大师们令人震惊地集中在这片如此狭小的土地上的同时，荷兰在商业、航海、金融以及农业和技术方面处于首要地位，这不是巧合，它们有所关联。此外，如果联省没有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欧洲军事大国的地位，没能在更长的时间里维持着世界主要海上强国的身份，上述成就一个也不能实现，更不能持久。即便在共和国的鼎盛时期，荷兰的人口也不过200万，但正是这个比其主要对手小得多的社会取得了上述所有成就。

一个地区众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成就同时飞速提升，历史上这样的时刻无疑是罕见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出现时，如古典时代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们常常惊奇地发现，这种持续的创造力常常限于相当狭小的地理空间内。同时，正是因为这种时刻的稀少和创造力的强劲，这种黄金时代难以用一般的历史标准来评价。展现荷兰黄金时代的全貌是困难的。不可避免，许多问题仍然无法涉及。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另一种做法更具吸引力，即专注于荷兰辉煌成就的这个或那个侧面，如农业或航海，然后将其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相关领域的发展进行比较。历史学家确实常常这样做，但考察这一极其丰富的图景的全貌的做法则较少有人选择。这种方法确实更费劲，然而完成这样的壮举是多么有价值！对于每个曾了解过荷兰共和国特定侧面的人而言，通过不懈努力去领会它的全貌有助于加深和丰富他们对特定问题以及整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