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567—1572年：阿尔瓦公爵的镇压（1）
随着1566—1567年起义走向低谷，反新教活动聚起了势力。在3月取得胜利后，布鲁塞尔政府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分散力量，将部队派往各城镇。阿伦贝格将部队引入吕伐登、斯内克和斯洛滕，还镇压了弗里斯兰的新教崇拜。哈勒姆、芬洛和鲁尔蒙德等众多城镇尚未被政府军占领，却已驱逐了加尔文宗的讲道者，消灭了城墙内外的新教仪式。4月，这里的新教徒开始大批离去。
8月，阿尔瓦公爵到达，他率领着1万人的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以及作为补充的德意志雇佣军。然而在那时，不仅可见的新教活动已经全然销声匿迹，与布雷德罗德起义和良心自由骚动有关的许多人也已经逃亡或转入地下。不过，无论是阿尔瓦还是国王都没有满足于此。此时，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正面临困境和危险，腓力二世向尼德兰派遣军队实属形势所迫。西班牙消耗着如此多的资源，对奥斯曼人的战事又仍在继续，因此很难长期承担在低地国家维持军队的压力。既然现在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国王自然决心利用它产生足够的效果：即便不能根除起义和阴谋，至少也要将其彻底镇压，以保证尼德兰在将来维持和平、安全的状态，成为可靠的天主教国家。
第三任阿尔瓦公爵唐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是卡斯蒂利亚的一名大贵族，他坚定不移甚至狂热地憎恶新教异端。他享有铁腕人物的名声，本人也确实十分冷酷，是个强硬的威权主义者，性格极其易怒。阿尔瓦公爵来到尼德兰时已经60岁了，痛风的加剧和其他身体上的折磨让他的脾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渐暴躁。他能做出极其残忍的事，但总是出于深思熟虑，他的观念诡异地混合了人文主义的世界大同观念和排外的偏执。他是个精通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贵族，也说一些德语。然而在观念上，在对两性问题非同一般的严苛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卡斯蒂利亚人。他极度怀疑尼德兰贵族和民众，态度中带着近乎公开的轻蔑。一开始，腓力二世意图让玛格丽特继续担任摄政，并将阿尔瓦公爵的权力局限在军事和维持秩序方面。然而，形势逐渐显示出，是阿尔瓦公爵把握着布鲁塞尔的权力，而非玛格丽特。阿尔瓦公爵严厉的行动让玛格丽特彻底丧气，她在9月辞去摄政职位，并于12月前往意大利。于是，阿尔瓦公爵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西属尼德兰的总督了。他是腓力二世最能干的将军，多年来也一直是西班牙宫廷中铁腕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认为这是在尼德兰保卫王权、保卫天主教信仰的最好办法。现在，阿尔瓦公爵有机会展示铁腕的效用了。
尤其令玛格丽特愤怒的是，阿尔瓦公爵于9月在布鲁塞尔的一场宴会后，逮捕了尼德兰的两名重要权贵——埃赫蒙德和霍恩。这两人一直忠于旧教会，后来还协助过玛格丽特，于是他们认为自己不必害怕国王。而如今，他们发现自己犯了大错。他们的文书被收缴审查，人也因叛国罪受审。阿尔瓦公爵来到低地国家10个月之后，这两名伯爵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上被斩首，周围都是惊恐的民众，许多人公然为此落泪。而就在他们被处决的四天前，已经有18名起义贵族遭到了处决，其中包括布龙克霍斯特·范巴滕堡家族的三兄弟卡雷尔、迪尔克和海斯贝特，此外还有布雷德罗德的其他下属，他们来不及逃亡就被捕了。在随后的反西班牙宣传文本和图画中，两位伯爵的处决成了常见内容。
甚至，早在两名伯爵被逮捕、玛格丽特辞职之前，阿尔瓦就已经按照他此前在西班牙制订的计划，设立了很快就臭名昭著的暴动事件委员会。它将成为阿尔瓦的主要工具，用以调查前两年的骚乱事件，惩处罪犯。在1569年，这一机构设置了170名检察人员，按照16世纪的标准，它表现得相当高效。在阿尔瓦统治时期，共8 950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因叛国、异端或两罪兼具而遭受审判，上千人被处决。可以预见的是，在埃赫蒙德和霍恩被捕后，会再有一批贵族因恐慌逃出尼德兰。大批贵族宅邸遭到搜查，文书被抄没。屈伦博赫遭受洗劫。阿尔瓦向奥伦治家族在布雷达的宫殿派驻了部队，将这里的多数武器和物品运往根特。
沉默的威廉比埃赫蒙德和霍恩更为谨慎，他与霍赫斯特拉滕伯爵一样，无视阿尔瓦公爵传唤他们返回布鲁塞尔的要求，继续待在德意志。不过，他也没能正确理解国王下令进行的镇压力度有多大。于是，威廉将13岁的长子菲利普斯·威廉留在鲁汶，让他继续在大学学习。他再没能见到儿子，男孩被抓走了。在格兰维尔的建议下，国王认定应当将男孩带往西班牙，部分原因是把他当作人质，但重点是要把他培养成正直的天主教教徒和忠诚的臣民；腓力二世或许认为，这个孩子能够取代他被驱逐和罢免的父亲，成为新奥伦治亲王。1568年2月，菲利普斯·威廉被送往西班牙，在埃纳雷斯堡大学重新开启学习生涯。
尽管有一些贵族被捕，但积极参与1565—1567年起义的贵族大多逃过此劫，许多人后来还回来参与了大起义。与南部不同，北部的大部分贵族都曾公开参与煽动起义，反对教会和王权。荷兰省的情况尤其如此，相比尼德兰其他省份，荷兰省有更多贵族签署了1565年的《宽容请愿书》，人数超过50人，其中包括荷兰省11位贵族院成员中的6位。在乌得勒支、弗里斯兰和奥默兰，也有大批贵族选择起义。荷兰省贵族中，超过四分之一直接与异端和起义活动有牵连，对腓力二世的政策鲜少支持的贵族则更多。即便是在上艾瑟尔省，局势也很明朗，大部分贵族抵制反异端运动，只有特文特的贵族院例外，贵族院成员支持强硬的天主教政策。
许多著名贵族逃往德意志，参加那里的密谋，其中包括：布雷达的治安法官霍德弗里德·范哈斯特雷赫特；德吕嫩领主威廉·德特雷斯隆，他是1566年的圣像破坏者，之后在1572年夺取布里尔的行动中有突出表现；奥布丹领主海斯布雷赫特·范德伊芬福尔德，他在日后保卫哈勒姆的行动中功勋卓著；瓦尔蒙德领主雅各布·范德伊芬福尔德，他在夺取布里尔和1574年保卫莱顿的战役中表现突出；雅各布·厄姆·范韦恩哈登；兰赫拉克领主弗洛里斯·范登布策拉尔，他曾批准门诺派和加尔文宗信徒在自己的领地做礼拜；威廉·范泽伊伦·范尼费尔特，他是乌得勒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圣像破坏者。
北部周边省份的镇压行动确实常常敷衍了事。不过，在代芬特尔、格罗宁根和其他边缘城市也有人被处决；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地方比以往更加服从来自布鲁塞尔的命令。根据阿尔瓦公爵的指示，格罗宁根城墙内建起了堡垒，服务于国王的德意志军队驻扎到城中，以威慑民众。政府也向代芬特尔派驻军队，拟订在这里建造堡垒的计划。
众多摄政官和城市治安法官被暴动事件委员会判处死刑，其中最著名的是荷兰省三级会议的议长雅各布·范登艾恩德。他被关押在布鲁塞尔附近，不久后在此过世。然而，相较于1566年以各种方式参与传播新教信仰的共谋者的总人数，此时被迫害的人数量相当少。就像在安特卫普一样，在荷兰省的许多城镇，即便是哈勒姆的尼古拉斯·范德拉恩这样批准将教堂移交给新教徒的市长，也没受什么烦扰地留任了。在吕伐登，2名市长和6名治安法官中的4名出逃并被判死刑，这种情况并不具有代表性。哈勒姆的众多市政官员中，只有城镇秘书迪尔克·福尔克特松·科恩赫特一人被捕，但即便是他后来也成功逃离，跑到了莱茵地区。后来，科恩赫特成了北尼德兰有关宽容议题最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