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新教化、天主教化与认信运动（4）

拒斥宽容

大起义开始时，摄政官曾宣扬宗教自由的原则。1572年7月于多德雷赫特召集的荷兰省三级会议决议，“宗教自由”将得到全面支持，没有谁的“礼拜自由”会遭受阻碍，无论他属于归正会还是罗马天主教。不过“宗教自由”很快就被丢到一边：1573年以后，摄政官之中，或者更广泛的荷兰社会中，没有几个人愿意支持这一原则。追求宽容的伟大斗士、唯灵论者和辩士迪尔克·福尔克特松·科恩赫特抗议这样的结果；他坚持，写入《乌得勒支同盟协定》的良心自由必然同时具备礼拜自由。但荷兰省三级会议并不认同，并于1579年斥责科恩赫特是“公共和平的破坏者”。

摄政官对宗教自由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很难预测假如宗教分裂并陷入混乱，政治和道德秩序要如何才能维持下去。人们普遍担忧，怀疑论、尼哥底母主义和自由主义将削弱秩序和道德。一些人追求替代性的思想“支柱”。科恩赫特与其对手——大学者于斯特斯·利普修斯都认为，当前迫切需要一种具有普适性，且建立在非宗教基础上的新道德。利普修斯竭力以罗马斯多葛哲学为基础，建构一种世俗的伦理。为了回应利普修斯的《论恒久》，科恩赫特创作了荷兰语小册子《伦理的技艺》，提出了一种世俗化、非认信的《圣经》伦理。两人都将道德与宗教分离，将伦理描绘为一种社会政治问题，科恩赫特把它称作一种“技艺”。一旦一个人理解避免放纵无序的生活就是避免伤害和危险，这种“技艺”就能令他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一个宗教分裂、渴望秩序的社会里，为加强道德和纪律提供“哲学”理由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相关性范围有限。最终，正如数学家、佛兰德移民、莫里斯亲王的门徒西蒙·斯泰芬在小册子《城市生活》中强调的，除了在行为上遵奉公共教会，并不存在替代选项。纪律对新生的共和国至关重要，但斯泰芬断然否认“哲学教义”是灌输纪律的可行方式。斯泰芬是代数学和几何学领域的天才，在宗教问题上则是精明的政客，将宗教视为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他承认大部分人并不信奉荷兰归正会的教义；即便如此，他也要求民众遵循教义。斯泰芬坚持认为，“哲学”理由对儿童或贩夫走卒来说毫无意义；因此，假如父母不能成功给子女灌输对教会的崇敬和“对上帝的敬畏”，那么道德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秩序，必然崩塌。他的著作叙述的是与怀疑论者和自由派的对话。他反对宗教自由。对于那些不信奉联省支持的教会，只坚信宗教真理的人，斯泰芬请求他们保持尼哥底母主义，而不是表达异议，因为在斯泰芬看来，异议只会分裂和削弱社会和国家。他劝导人们为了社会和国家的福祉，在表面上皈依他们可能并不信仰的教派。这一点上，他与利普修斯类似，后者也支持表面上皈依公共教会。斯泰芬建议，如果个人出于良心，不能皈依荷兰归正会，那么他应当迁往某个公共教会与他的信仰一致的地方。

结果，即便是在哈勒姆、莱顿和豪达这类最为自由的城镇，科恩赫特的观念也无人支持。伊拉斯谟主义的摄政官和政客着实不能把宽容看作可行的选项。的确，一些城镇执行了更严厉的查禁天主教信仰和教育的政策。但即便是最自由的城镇，所有的天主教教堂、修道院和其他建筑也都已被查封，天主教的教育也遭到了强力打击。威廉·范阿森德尔夫特在莱顿为天主教学生经营的小型学校和寄宿处在16世纪80年代如履薄冰地维持着，最终于1591年关闭。许多摄政官为科尔哈斯在米德尔堡的全国宗教会议上遭到谴责而不快，但事实证明，科恩赫特对宗教宽容的权威辩护——《良心自由公会》同样缺乏吸引力。

于是，“自由派”摄政官与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同僚一样，也与威斯特伐利亚著名的加尔文主义政治思想家约翰内斯·阿尔特胡修斯在《政治学》中表述的类似， 他们赞同“良心自由”，但同时否认天主教教徒、持异议者和犹太人的礼拜自由。摄政官们还急于控制住公共教会内部的教义纷争。1591年，在与加尔文宗正统派第一次冲突后，时任阿姆斯特丹讲道者的雅各布斯·阿明尼乌被传唤到市长跟前。针对他与佛兰德移民讲道者彼得鲁斯·普朗修斯的争执，参议者中有些是阿姆斯特丹最具自由精神的摄政官，包括科内利斯·彼得斯·霍夫特和劳伦斯·勒阿尔。他们并不赞赏普朗修斯的狂热，但更害怕争执引起令人不安的动荡。市长们希望这样的神学分歧“消弭于无形”，希望阿明尼乌与普朗修斯“如兄弟般和睦”，希望他们的争论不要传播到各自的会众中。

即便是最提倡自由的摄政官也对路德宗的发展感到不安。摄政官并不想阻止路德宗移民到荷兰各座城镇定居，无论他们是来自安特卫普还是德意志。但是，摄政官们担忧，激烈的争执将削弱各城市抵抗天主教和西班牙的力量：1585年之前，安特卫普的加尔文宗与路德宗就曾被纷争分裂。于是，摄政官多年来始终不愿批准他们口中的“马丁派”成立组织。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的路德宗信徒分别于1587年和1589年向摄政官请愿，要求“拥有一座教堂并享有传播教义的自由”。对此，摄政官掀起一场打压运动，阻碍路德宗的公共礼拜活动，只允许他们在私人场所小规模秘密集会。

接下来的20年里，荷兰城镇的反路德宗运动是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共和国内大部分人依然未认信，人们担心一旦官方放松管控，别的信仰就会得势。16世纪末，路德宗在荷兰宗教中的发展比人们心中所料要快。来自安特卫普的路德宗流亡者已在北尼德兰的一些城镇建立了宗教社团。汉堡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荷兰”路德宗流亡者团体。据回忆，路德主义在1566年上艾瑟尔和海尔德兰的新教骚动中已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之间的仇恨正在德意志加剧，并且日益逼近荷兰。汉堡城在16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加尔文宗信徒极其不宽容。1591年，东弗里斯兰最后一个加尔文宗伯爵去世，继任者是狂热的路德宗伯爵埃查德二世。东弗里斯兰，尤其是埃姆登，爆发了加尔文宗与路德宗之间激烈的斗争，它不可避免地蔓延，进而加剧了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米德尔堡和乌得勒支城里归正会与路德宗之间的对立。

路德宗被视为新秩序的威胁，或许确实如此。16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市议事会一直迫害该城的路德宗信徒；1595年，该城公开颁布禁令，禁止路德宗崇拜，并威胁路德宗信徒，如果他们坚持秘密集会，将遭到驱逐。1597年，由于德意志路德宗王公的调解，阿姆斯特丹暂停了对路德宗的压迫，但随着汉堡开始放宽对待加尔文宗信仰的态度，压迫很快重启。1602年瘟疫暴发时，迫害行动又不断加码，当时的普朗修斯将煽动对路德宗的仇恨视为己任。直到1602年之后，阿姆斯特丹才转变方向，跟随汉堡接受加尔文宗与路德宗的共存。从那时起，阿姆斯特丹的路德宗宗教团体稳步发展，从1600年的76人，增至1617年的248人。但是，直到1600年，由于路德宗团体一直遭到官方的阻碍，规模较小，它丧失了原本说荷兰语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像说德语的移民聚集的“外来”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