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新教化、天主教化与认信运动（10）

然而，不管是荷兰省还是其他省份，归正会的大部分牧师反对修改信纲和教理问答；南荷兰省的宗教会议要求，在全国宗教会议召开前，其辖区内的牧师和莱顿的神学教授应当遵从现存信纲。1606年4月，北荷兰省和南荷兰省的宗教会议都拒绝参与全国宗教会议，除非事先规定，此次集会将承认现存的信纲和教理问答。这导致事态陷入僵局，冲突不断激化，最终催生出1617—1618年的重大政治危机。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1618年的倒台让戈马尔派得以强行了结公共教会内部的冲突，将对手逐出教会。教会因而变得更稳定、更团结。不过，新政权没能在荷兰省三级会议中形成支持归正会且可持续发展的新统治集团。于是，尽管在几年里新政权的反天主教措施不断强化，不宽容政策不断升级，但更为宽容的摄政官团体不久之后就再次在荷兰省的一些城镇中占据上风，导致了1618年之后政治—神学共识的瓦解——至少荷兰省情况如此。结果，一些城镇变得比另一些更宽容，认信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事实上，虽然归正会内部变得更有凝聚力了，但它并没能更严密地控制整个认信运动的进程；此外，作为加强凝聚力的代价，它赶走了大批先前归属公共教会的人。这些被疏远的人选择了各种教派。17世纪20年代末，抗辩派获准公开组织教会后，一些人最终加入了这一教派。不过与此同时，在抗辩派遭到猛烈镇压的地方，许多受影响的人转向别派，永远地告别了加尔文宗正统派和抗辩派。

在1618年以前由抗辩派讲道者控制的城镇，如鹿特丹、豪达、海牙、阿尔克马尔和霍伦，许多居民到1618年后永远地叛离了公共教会。1620年前后，鹿特丹的天主教教徒人数猛增，这显然归功于天主教领袖招揽了大批前抗辩派人士。不过鹿特丹的另一些抗辩派投向了路德宗。据称，1618年之后，海牙和豪达也有大批抗辩派信徒转向天主教，少部分人投向路德宗。路德宗讲道者渴望收获信众，于是强调称，阿明尼乌关于意志和恩典的教义与路德宗的教义接近。人们甚至看到，1624年哈勒姆的路德宗牧师在传播阿明尼乌派的小册子，以此作为争取皈依者的部分助力。

在抗辩派遭受驱逐和迫害时，赢得新信众的不只是天主教和路德宗。莱顿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自由取向的阿明尼乌派群体。17世纪20年代末，抗辩派开始被允许公开组织教会，但这群人此后拒绝加入抗辩派教会，更愿意游离于任何正式教会组织之外，摒弃传教士和固定的信纲。这些群体率先出现于瓦尔蒙德乡村，而后更长久地存在于莱茵斯堡。他们是第一批“莱茵斯堡派”，他们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学院派”。17世纪30年代，学院派运动传播到鹿特丹，并从当地的门诺派以及抗辩派团体中吸引成员。1646年，学院派的第三所“学院”在阿姆斯特丹建立。随后，摄政官阶层的一些成员展现出对学院派运动的强力支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鹿特丹的佩塞尔家族和阿德里安·佩茨，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昆拉德·范伯宁亨。礼拜活动的自由及教义问题上的极大弹性一直是学院派的标志。约翰·洛克1684年记录道，在他们的祷告会上，“任何认为自己有所触动的人，都有发言的自由”。洛克接着说：“他们接纳所有基督徒参与他们的圣餐仪式，并将在爱与仁慈中与意见不同的人携手合作视为自己的职责。” 尽管到17世纪中叶只有3所“学院”——分别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莱茵斯堡，人数也相当稀少，但是学院派对共和国内的宗教讨论、对有关教会问题的观念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在抗辩派和门诺派信徒中尤其明显。

再洗礼派和认信运动

共和国中的大多数教会，包括归正会、天主教、路德宗和犹太人的，都可以向邻近地区建制成熟稳固的同宗派寻求指引和帮助，以解决信纲、组织和神学问题。在荷兰，对除公共教会之外的所有教派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们都是异议教会，缺少国家的支持，也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去限制和规训教会内部的分歧。再洗礼派以及1618年之后的抗辩派也有自己的姊妹团体，至少在德意志西北部地区有，两个教派已经在那里的众多地方建立了教团。但是，荷兰的抗辩派和再洗礼派在德意志地区的分支不仅数量不多、地位不稳，而且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无法指导或支持他们在共和国内的“兄弟”。对于荷兰再洗礼派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荷兰再洗礼派相当分散，有各不相同的根基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