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1572—1650年：智识生活（1）

新文化的塑造

大起义劈开了一道鸿沟，北部由此独立于南部，这制造了两种异质且相互敌对的文化，而此前只有一种文化存在于尼德兰。结果便是根植于宗教分裂的二元性，它渗透到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南北分裂，它与经济和政治领域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分裂类似。1585年之后，无论在法语省份还是荷兰语省份，南尼德兰的文明都专属天主教，宗教严格地控制着教育、思想和图书审查，甚至南部文化内部基本没有重大的紧张对立，唯一的例外来自詹森派的论战。南尼德兰文化还迅速整合到更广泛的反宗教改革的教育、艺术、思想和审查制度体系下，该体系遍及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与德意志教会邦国和罗马的文化关联尤为密切。与此相对，北部的文化世界发展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包裹着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人文主义与宗教的对抗以及反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异见。它们分裂着社会的思想和教育，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欧洲文化。这种文化充满强劲且不可化解的内部冲突。所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诞生了。即便开始不稳定，它也在众多方面与邻近的新教和天主教地区的文化大不相同。

大起义和宗教改革的经验以及伴随这些伟大进程而涌现的大批敌对的意识形态和神学小册子，自然会急剧提升公众对诸多思想议题的认识。它们提出了各种问题，如政治和教会权威的性质，《圣经》的地位，起义、宽容和良心自由的对错，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纪律和道德的崩塌。

将这些根本议题拉入公共领域完全不符合于斯特斯·利普修斯的趣味。这位16世纪晚期低地国家乃至欧洲最具声望的学者认为，先前的哲学，至少是罗马时代之后的哲学，无法应对低地国家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困局。为了在宗教和政治剧变中保留道德，他开出药方，即一个新斯多葛主义的伦理、政治体系。对受到大起义影响的那一代荷兰教育者、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而言，这个体系格外有吸引力。但是，利普修斯认为这是给人文主义学者和高雅人士，而非给大众的处方。他的所有书籍，包括关键的伦理著作《论恒久》都只以拉丁语出版。此外，他也以荷兰语发表出版物，意图将对某些根本问题的讨论带到普通人的脑海和客厅中。他在这些作品里批判科恩赫特主张的宽容和宗教自由——利普修斯本人反对这样的宽容。然而，当有人建议利普修斯以荷兰语而不是拉丁语概述自己的新斯多葛主义哲学时，他高傲地回复道，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学问被旅店老板和水手讨论。

不过，利普修斯对大众化和民众参与的恐惧与16世纪80年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现实相矛盾。他相信，真正的学术需要脱离社会和普通人的关注。为了耕耘自己的学识和文字，他追求一种“安然的宁静”，拒绝投身公共事务，即便在私人交谈中，他也在表面上回避大起义提出的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核心议题。

然而，利普修斯对身边这类争论和意识形态狂热的厌恶，促使他在《论恒久》中表达了一套不以《圣经》为基础、中立于交战各教会之间的伦理观念，解答了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对生活在加尔文宗信徒中的秘密天主教教徒、生活在天主教教徒中的秘密新教徒以及不信教者来说，这是一套理想方案。利普修斯与爱之家庭有联系，萨哈菲亚很快就评论道，《论恒久》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唯灵论的学术性掩护，被理解为不见诸社会的私人宗教的伪装。利普修斯拒斥科恩赫特在伦理和精神问题上启蒙国人的追求。不过，他的著作恰恰满足了他身边新兴文化中的这股冲动。

利普修斯的新斯多葛主义不可能局限在他的拉丁语象牙塔之中。《论恒久》刚刚出版，就有两种荷兰语译本面世。其中一种由著名出版商克里斯托弗·普朗坦的女婿翻译，序言是扬·范豪特给斯多葛派人士的赞歌。范豪特是莱顿的议长，是该城政界的显要人物，也是荷兰新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人。他还是诗人、藏书家和荷兰语拥护者；他崇拜利普修斯，也崇尚沉默的威廉和大起义，渴望动员大起义背后的人民。1586年，他组织庆典，庆贺莱斯特伯爵进入莱顿。那场典礼以利普修斯关于塔西佗的论述收尾。一份包装精美的《论恒久》当场被呈递到莱斯特伯爵手中，这标志着利普修斯不仅对新生的莱顿大学意义重大，对共和国也意义重大。然而，利普修斯私底下一直忧心忡忡，他很快就对莱斯特伯爵感到失望，正如此前对安茹公爵感到失望一样。他担心，假如他一直留在北部，而西班牙又在战争中获胜，那么他的名声会遭到无可挽救的损害。在那个节骨眼上，这样的前景似乎极有可能实现。利普修斯显然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都在考虑离开北部，转向天主教会，并最终于1591年付诸实践。

《论恒久》预告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探索，即设法逃离大起义和旧信仰崩塌造成的道德混乱。科恩赫特通过《伦理的技艺》，宣传他为个人、为人民构建的伦理体系。这本小册子的目标读者是普通民众。他的伦理观念也零星体现在他的说教戏剧中，这些戏剧赞颂他所谓的“基督教哲学”，但他既没有明确支持某个特定基督教分支，也没有公开批判某个教派。斯泰芬在《城市生活》中阐释了给人民的道德解决方案，强调秩序和纪律是首要需求。另一个信奉严格纪律的先知人物是亨德里克·劳伦斯·施皮格尔，他被社会普遍崩溃的威胁刺激了。施皮格尔是阿姆斯特丹权贵，又是大商人、诗人，他仰慕利普修斯，是科恩赫特的朋友，但拒绝承认1578年阿姆斯特丹“变革”的合法性，终身都是天主教教徒。在一首宏大的道德、英雄主义长诗《心镜》中，施皮格尔表达了一种禁欲的、非《圣经》的道德哲学，强调要将严格教化年轻人作为虔诚社会的根基。这是一首亚历山大体的诗歌，写于1600年前后，不过到1614年才出版。与友人范豪特和科恩赫特类似，施皮格尔非常关注提升、精练荷兰语，以使它成为配得上严肃文学的工具。通过与重要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联络，施皮格尔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受他影响的包括小霍夫特和卡雷尔·范曼德。后者是从佛兰德流亡到哈勒姆的艺术家，在1604年出版的关于艺术的著作中，曼德力劝同伴艺术家，将他们的创作建立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上，避免感官享乐和混乱的生活方式，斩断妇女与艺术家之间的传统联系。

北尼德兰新文明的缔造者渴望让荷兰的文化、教育符合新拉丁人文主义作品的崇高标准。正因为宗教信仰令人绝望的分歧，范豪特、科恩赫特、斯泰芬和施皮格尔这类人十分严肃地诉诸人民，期望重建社会的秩序和纪律，在缺乏且暂时不可能建立坚实的宗教基础的地方，充分利用好现状。他们争取动员人民，在道德、政治和所有其他方面武装人民，促使他们在摆脱西班牙暴政的伟大任务中取得永久胜利。斯泰芬在莫里斯亲王眼中地位极高，也是共和国一流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也认为在人民当中宣传应用科学是有益的，于是以荷兰语出版了数种科学著作。例如，他在《论小数》中强调小数的用处，尤其是它能在土地测量、水利设施管理和防御工事布局方面提高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