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社会（6）

胡格诺派的涌入对共和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到来正赶上了1685—1688年“高利润贸易”和制造业复兴的加速，也对这一进程做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到来之后，繁荣并没有持续多久，共和国经济就开始随着阿姆斯特丹1688年8月的股市大崩盘陡然逆转。胡格诺派无疑为荷兰丝织业的加强贡献良多。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和其他地方开设了诸多时尚精品店。胡格诺派的裁缝、制帽商、假发制作者和钟表匠引进了高雅和品位的新标准。然而，当时人们倾向于夸大胡格诺派的贡献。事实上，除了丝织业和时尚界，胡格诺派没有在共和国找到太多施展他们资本和技术的机遇。虽然1685年以前胡格诺派在法兰西的造纸业和玻璃业中表现优异，也有许多积极投身这些行业的胡格诺派移民荷兰，但是这对荷兰整体图景的影响甚微。17世纪最后25年到18世纪初，共和国赞地区造纸业的重大扩张并不归功于胡格诺派。胡格诺派确实在共和国设立了玻璃厂，但是大多迅速破产。此外，1688年的股市大崩盘和随后的萧条，使得人们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投资损失惨重，而后又遭遇贸易上的破产。它们给胡格诺派造成的打击，一点不比给其他荷兰商人的少。许多胡格诺派的新丝织企业就是在这时破产的，其中包括胡格诺派在格罗宁根的主要生意。1688—1689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许多先前定居共和国的胡格诺派迁往英格兰。此外，先前逃出法兰西的胡格诺派大多将共和国视为前途最光明的避难所，而1688年之后，新流亡者偏爱英格兰。这是一个确信无疑的信号：英格兰如今正在取代共和国，成为西欧第一的机遇之乡。1690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胡格诺派也更喜欢把他们的积蓄存在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利率要高得多。

工资与生活水平

与邻国相比，共和国的工资依然极高，荷兰省的主要城市尤其如此。共和国的雇主抱怨，相比于英格兰、德意志或南尼德兰这些竞争对手，自己不得不给员工支付高得多的薪资，通常是对手所给的2倍。这种说法大体是真的。1679年提议在哈勒姆设立玻璃制造厂的议案指出，列日的玻璃工每天得到相当于8—10斯托伊弗的工资，而他们在荷兰省的同行每天能挣到18—24斯托伊弗。差不多大的工资差距存在于整个制造业。

但是，荷兰省名义上的高工资水平还受高房租和重税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决不能轻易判定：共和国的实际工资极高。此外，即便共和国的实际工资比别处高，人们依然可能怀疑，实际收益日益遭到其他因素的侵蚀。这些因素既包括普遍恶劣的环境和17世纪70年代之后加重的赋税，也包括制造商的减薪。受到英国和法兰西竞争日益增强的挤压，共和国制造商被迫降价，接受较低的利润；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更大力地削减成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资成本。雇主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手段，并且可以依赖城镇议事会的帮助。黄金时代莱顿爆发过为数不多的劳工暴动，其中一次发生在1671年10月布料出口的顶峰时期。暴动者是该城孤儿院的儿童，他们被雇用为临时的纺纱劳动力。他们叫嚷称，“瓦隆人”残酷地剥削他们，让他们承受太重的工作，却只提供不足以果腹的食物。

17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出现了一些名义工资降低的确切趋势。根据1663年一份提交给莱顿的诉状的说法，“劳工群体的工资在过去的15年里被削减了足足三分之一”。但是，不能由此断言，在贸易和制造业最为繁荣的几十年里，劳工一定没能分享到共和国的经济成果，且遭受着生活水平的倒退，而雇主和大商人却大发横财。这样的抱怨参考的是临时的计件工资，当时16世纪40年代晚期普遍的经济重构促进了“高利润贸易”和相关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要求对雇工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16世纪四五十年代，莱顿的大多数纺织业工人从正在衰落的“新布料”行业转移到正在扩张的染呢和羽纱行业，这些行业的计件工资要高得多。于是，即便名义工资在减少，许多或者说大部分劳动力在17世纪60年代挣的钱，仍比他们在40年代挣得多。类似的，在阿姆斯特丹，处于上升期的产业——精制糖、珠宝、烟草加工、棉纺织和丝织业要求雇工接受更多的训练，有更强的专业知识，同时待遇也更好。

除了经济重构对雇工模式造成的影响，一些别的因素也对生活水平产生有利影响。1660年后，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普遍下降的趋势，工资购买力由此大增。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60年代尤为突出。当时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谷物价格猛然跌落，波罗的海黑麦的价格跌了一半多。17世纪60年代末之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房价和房租的下跌，这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莱顿、哈勒姆，可能还有荷兰省所有重要城镇 。最初，这是城市扩张工程和建筑热潮的结果。廉价的住房主要是17世纪80年代的特征。

近来有关阿姆斯特丹的研究表明，1650年到17世纪80年代，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大约增长了20。另外，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率也有所增长，这导致即便在计件工资降低的领域，工人也有可能赚得更多。考虑这一点，以及雇工模式的改革，第四阶段很可能让许多劳动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以莱顿为例，这些推论可以得到以下事实的证明：17世纪40年代起，该城富裕工匠的数目迅速增长。在莱顿，税款核定额较高的富人占比在1623—1644年间陡降，而后到16世纪70年代有所恢复；然而，微富足者的数量一直持续上升，并从40年代开始加速上涨。在豪达，第三阶段出现了类似的富人数量的普遍缩减，这一群体数量在1648年左右开始恢复，并持续到1688年左右；然而，该城富人的增长并不像莱顿那样显著。

荷兰省的实际工资在1650年后有所改善，这部分原因是生活成本的降低。但是，假如行会的势力没有现实中那么强大，生活成本本可以下降得更多。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面包师行会尤其成功地阻止了谷物价格的全面下跌而导致的消费者以更低价格买到面包，并由此增加了自己的利润。甚至有人主张：如果考虑到各省在面包价格和其他零售价格上，还有房租方面的差距，那么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工人的生活水平恶化得比东部省份城市的工人更厉害。东部省份人口持续不断地向西部沿海地区迁移，这乍看之下不太可能，但是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一个确切事实是，荷兰省发放的名义工资必须比其他省份高得多，才能抵偿这里同样高的食物价格、租金，以及酒水和烟草的消费税。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实际工资，而是实际收益。因为东部城镇处于停滞状态，给新来者或本地新增劳动力提供的工作机会都很少。这里的行会跟荷兰省的一样，对城市经济的广大部门实行着严格的管控。对于有技术或没有技术的外来人口，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外国人，荷兰省城镇都能提供比东部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通过换工作而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