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1645—1702年：艺术与建筑（1）

城市扩张、城镇规划与艺术

与经济活动类似，荷兰艺术和建筑的新阶段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末，此前维持了25年的朴素风格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结束。荷兰黄金时代展开过程中诞生的新阶段呈现出了新特征：规模更大、效果更震撼、色彩更丰富多变，并且努力实现细节和景观方面的进一步纯熟。如上文所述，就像埃特泽马、彼得·德拉库尔、彼得·德赫罗特等时人所评述的，1647—1672年间，荷兰贸易进入到比此前25年具有更大范围、更具活力的阶段。如埃马纽埃尔·范德胡芬在18世纪初的评论，作为这一时期发展的直接结果，各个城镇大多数最精致、最雄伟、最辉煌的建筑和雕刻纪念碑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形。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他所在的阿姆斯特丹，也出现在海牙、莱顿、哈勒姆和多德雷赫特。在城市发展和规划方面，这也是荷兰黄金时代里最大规模扩张的时期。此外，运用在城市规划、建筑和雕塑方面的技艺也运用到了绘画和装饰艺术领域。这一绘画和建筑领域的新阶段标志着荷兰艺术成就在规模、纯熟度和国际影响方面进入巅峰时期。直到1672年的艺术，

以及经济和政治大崩溃前，它一直持续不衰。

毫不奇怪，17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对西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的进行，城市发展和大型建筑的建造工程明显趋于延宕。农业前所未有的繁荣，对土地开垦和排水计划的研究不断加速。然而，城镇压力重重，在1621年之后的25年里都不愿考虑重大变革，不愿推倒老旧破败的建筑，为新发展提供建造场所。因此，就整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沿海省份人口在异乎寻常地猛增，各城镇议事会却还是将修建新宅邸、城墙、城门、教堂、港口设施和教育机构的工程束之高阁。无论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其他城镇，1621年之后城市房屋建造速度的放缓都意味着城市贫民区越来越拥挤。

这种延宕时日的有名案例就是阿姆斯特丹新市政厅的建设计划。1648年《明斯特和约》签订时，该城议事会决定拨付资金，以建造一座规模适当、雄伟壮丽的新市政厅，现有的市政厅早就不足以承担它不断扩张的职能了。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以莱顿为例，1647年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该城残破的城门就已然需要修缮，但新城门的建造要到1648年才开始。各城镇还迫切需要新的大教堂，来容纳越来越多的归正会礼拜者。在荷兰省和泽兰省17世纪中叶所建的一系列宏伟教堂中，莱顿的玛勒教堂是第一座。它的设计稿早在1639年就已经完成，但是大部分工程要留待17世纪40年代末才完成，而它耗资最多的器宇轩昂的门面，要到50年代才完工，而当时一大批大型工程也同时在该城进行。

有些时候，新教堂建造的搁置造成了严重的拥挤问题。在1616年以前，弗卢辛的归正会仪式都只能在该城的主教堂举行，而后，仪式才能在第二座教堂继续进行，因此17世纪20年代该教堂得到了扩建。要到1648年之后弗卢辛的第三座教堂才开始建造，而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城教堂都无法容纳全体会众，这迫使议事会请求执政批准用他在该城的亲王府邸来为教堂无法容纳的信众举行仪式。弗卢辛的第三座归正会教堂主要于1650—1654年修建。

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发展是新阶段的特征，这一进程始于17世纪40年代末。其背后的动力首先来源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莱顿、哈勒姆和代尔夫特这类城市，制造业构成了城市繁荣和发展的基础。它们的摄政官和大商人将发展计划视为刺激制造业进一步增长的手段，同时也是安置现存人口的方式。为了繁荣发展，这些城市必须从别处吸纳劳动力、技术和投资，并在吸引移民方面相互竞争。17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受讨论的莱顿新城区设计方案就得到了纺织业老板的热情赞助。彼得·德拉科尔是其中之一，他告诫市长们，纺织工人缴纳的房屋租金增长过快，如果该城不能启动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提供更多廉价住所，那么莱顿发展的前景和生命力都将遭受致命损害。哈勒姆城里对城市重建的讨论依旧胶着，范坎彭、彼得·坡斯特和萨洛蒙·德布雷为其提供了建筑专业技术和方案。在市中心的几个大型项目完工后，议事会在1671年决定启动大规模城市扩张。推动做出这一决定的因素包括该城纺织业的活力，以及为纺织工人提供更多廉价住所的需求，并且这也为哈勒姆吸引更多工业活动而起到激励作用。这个决定极具风险，而事实也证明了它野心过大。但1671年时，没人知道这一点。阿姆斯特丹于1663年开启城市扩张计划，这是阿姆斯特丹17世纪最大规模的扩张，也是多年里该城的热点话题。英格兰公使唐宁预言这项计划野心太大，而事实证明他错了。这一时期，阿姆斯特丹不断修建新运河和扩建旧运河，漂亮的宅邸不断出现，其中许多都可称得上是共和国精美的城市宅邸典范。17世纪40年代早期和中期，大规模的扩张启动前，阿姆斯特丹豪宅的价格飞涨；17世纪50年代，它们增速平缓；到60年代末，阿姆斯特丹的富人宅邸价格轻微回落。这一状态基本上稳定地维持到1672年。

重大工程也在鹿特丹和海牙启动。多德雷赫特没那么野心勃勃，但是范德胡芬明智地将该城列入了自己的规划名单，因为1647年这里也开始了城市扩张的工程：海港被扩建，以适应1647年之后增长的内河贸易；城市也新建了数座新城门。除了主要的荷兰省城镇、米德尔堡和格罗宁根城，乌得勒支也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城市扩建和翻新议论纷纷。乌得勒支城主导的商议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种动机融合的典型，这些动机指导着这一时期共和国城市的发展计划。乌得勒支摄政官急于为工匠提供廉价住房，以便利经济活动的扩展，同时也急于通过修建精美宅邸吸引富人。他们还担心荷兰省富丽堂皇的城镇会让乌得勒支相形见绌，因而渴望美化城市，以提升该省的声望和市民的自豪感。

因此，城镇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和艺术的。现实的考量至关重要，而美学的判断也意义重大。许多摄政官都是知名的艺术鉴赏家，如阿姆斯特丹的赫里特·雷因斯特、约安·海德科珀，以及科内利斯和安德里斯·德格雷夫两兄弟，还有多德雷赫特议长霍法尔特·范斯林厄兰特。而对这些人来说，艺术不只是私事，它还引导着城市的改善。在黄金时代的巅峰时期，民众渴望大幅改善城市是共和国环境塑造方面的典型特征，它也解释了为何建筑、雕塑、绘画和装饰艺术得以如此高程度地相互影响。而1647年之后，这种高度融合也成了荷兰艺术的另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