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1747—1751年：第二次奥伦治革命（2）

尽管如此，亲王与夫人安妮都愿意与煽动者建立联系。他们认为：普通民众依附于奥伦治家族，而且无论何时，只要摄政官胆敢阻碍执政及其宫廷的意愿，民众都将是威吓摄政官的可靠工具。对于当前反对派摄政官被迫表现出的谄媚顺从，威廉四世相当满意，他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维持他们的谦恭和顺从。而在当时的英格兰，威廉四世被嘲讽地贴上了“乌合之众的亲王”的标签，尽管他厌恶暴力和非法行为，但这一称呼颇有道理。1747年11月，有人提议让执政职位在亲王男性和女性后代中世袭，只有阿姆斯特丹一城敢表达保留意见，而新一轮骚乱依然由此爆发，它由鲁塞·德米西和拉普组织。拉普是个瓷器商人、自然神论者。他率领一群市民向议事会递交请愿书。这一行为与鹿特丹的骚动类似。他们要求：执政职位彻底世袭；从公民而不是摄政官家族成员中选取民兵队长和官员；城镇议事会席位轮替，它们应当通过公共拍卖分配，以便为市政金库筹款；恢复行会先前的特权。拉普的支持者满城张贴通告，号召民众于11月9日的指定时间，在市政厅面前的水坝广场集合，以集会示威、支持这些要求。不过这场行动失败了，它退化为小规模骚乱，轻而易举地就被民兵驱散了。

这一阶段，荷兰省三级会议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颁布法令谴责市政官职分配中的腐败行为，并要求市政厅呈交市政官员及其相关津贴的清单。与此同时，执政专注于在整个共和国建立自己的权威，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1747年5月，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被迫在丝毫不做修改的前提下，再次采纳1675年的老规章，赋予威廉四世严密控制该省三级会议及其驻海牙代表的权力，跟当年威廉三世享有的权力一样。在海尔德兰，奥伦治派的贵族院与各城镇展开斗争，前者力主恢复1675年的规章，而后者反对。但渐渐地，亲王及其友人通过常规和非常规手段，镇压了奈梅亨和阿纳姆摄政官的反对意见。1748年1月，阿纳姆爆发骚乱。不久，海尔德兰省三级会议也投票同意恢复1675年的规章，尊亲王为该省及其机构的主人，是各城议事会成员资格的裁决者。

1747年年末以来，格罗宁根省也展开了两派的斗争。一方由格罗宁根城议事会和掌权的土地贵族组成；另一方由在野的土地贵族、城市行会和反叛农民共同构成。在让执政职位彻底世袭这件事上，格罗宁根省三级会议一度拒绝追随荷兰省的脚步，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的做法也类似。然而，1748年3月，格罗宁根城和奥默兰双双爆发骚乱，数名土地贵族的宅邸遭到洗劫。格罗宁根城请求亲王派军队帮助恢复秩序，亲王拒绝。而后，格罗宁根省三级会议迅速宣布执政职位完全世袭。1748年5月，格罗宁根城市议事会对民众做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让步。市议事会承诺：人民讨论会——相当于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的代表大会——将恢复先前的职能和影响力；市政官职任命将改革；从今往后，格罗宁根城与奥默兰的争执将交由执政裁决；行会将恢复先前的特权。

格罗宁根、海尔德兰和德伦特都出现了骚乱，爆发了抗议贵族小团体统治的激烈示威活动。相较而言，上艾瑟尔基本维持和平状态。该省摄政官和贵族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力量，得以坚持一段时间；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被迫屈服，恢复了1675年规章，将实权交给执政。

革命的新阶段于1748年5月在弗里斯兰开启，那时乡村民众不仅袭击格里特曼的宅邸，而且开始袭击包税人的住所。6月，哈灵根出现严重暴乱。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请求执政派兵，执政拒绝。哈灵根市民派遣代表到省三级会议，要求给予执政完全的世袭权力、撤销消费税包税人、恢复各种据称已丧失的古老特权。其他城镇也选派代表，市民代表的全体大会在吕伐登主教堂召开。市民代表向省三级会议和执政提交了一份包含72项要求的清单，其中涉及司法、经济和财政的各种问题，不过他们尤为强烈的要求是废除消费税包税人。执政对于这项财政要求和其他诸多要求都没有什么热情。不过，亲王与人民之间的联盟还是暂时维持住了。省三级会议被迫赋予执政权力，草拟遏制省政府和该省各城镇议事会滥用权力的规章。1748年12月，亲王提交草案并获通过。规章规定，从此以后，每个格里特里，有资格的选民将选出3位合格的候选人，而后执政将从中选取1人。

正是弗里斯兰打击包税人的行动，触发了荷兰省1748年夏秋季节真正的市民运动。6月13日，哈勒姆愤怒的民众冲击包税人的办公室和住宅。召集民兵的鼓声响起，但响应者寥寥，甚至许多应召而出的人也拒绝帮助包税人保卫住宅。许多包税人的宅邸遭到洗劫，大批精致家具、绘画、瓷器和图书被夺走、砸毁或扔进运河。民兵非但没有镇压民众，反而开始组织会议，草拟提交给市长的要求。军队正在迫近的谣言传来时，民兵关闭了城门，议事会被迫暂停了消费税和市政税的征收，让面包师和杂货店能够以较低价格出卖食物。很快，民兵行动和市民会议精神传播到了荷兰省其他城镇。在莱顿，用当地艺术家小弗兰斯·范米里斯的话说，人们从6月17日开始对包税人采取“报复”行动，手段是洗劫他们的宅邸。城市民兵不仅拒绝打击民众，而且在表述人民政治要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要求共计10项，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摄政官不得再任命自己指挥民兵；在任命官员的问题上，民兵团体本身应当享有主要发言权；应当任命市民代表来检查税务登记，以防摄政官低报自己的财产，进而将过多负担转嫁到其他市民身上；公布城市各种特权，以便所有市民知晓自己的权利；恢复行会的权力；严厉执行禁止诅咒和不守安息日的法令；在城里任命更多“老派”讲道者——富修斯派讲道者。上述这些要求的整体要旨在于，摄政官政府应当改为对市民负责，并且可以说受民兵组织和其他人民代表机构监督。

哈勒姆、莱顿和海牙的骚乱进而触发了阿姆斯特丹的新一轮骚动。这里的民兵同样拒绝将刺刀或火枪对准“暴民”。在阿姆斯特丹新一轮骚乱的前两天，即6月24日至25日，该城20多个包税人的住宅遭到洗劫。当时描绘劫掠活动的图画显示，妇女冲锋在前，毁坏贵重家具，把古老的时钟推进运河，将精致瓷器从楼上的窗户扔下摔毁，同时也将部分财物据为己有。第二天，当民众开始袭击其他富人的宅邸时，民兵终于开火了，这一行为造成数人死伤。同一日，奥伦治亲王现身荷兰省三级会议，建议立即撤销包税公司，他的演讲稿被刊印并散发到民众中，三级会议暂停了包税公司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