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蹒跚的共和国与“南部”的新活力（2）
为了在各个省份获得任免权和影响力，宫廷还需要莫里斯、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和威廉三世培养的那类更为传统的省级管理人。在乌得勒支，宫廷的宠臣是约翰·丹尼尔·德阿布拉因·范希森堡。他并非乌得勒支老贵族家庭的成员，而是东印度公司官员之子，他的父亲曾担任开普殖民地总督。宫廷在海尔德兰最具影响力的宠臣是安德里斯·斯希梅尔彭宁克·范德奥耶·范德佩尔男爵。他是费吕沃贵族院成员，在1748年至1774年间一直担任阿纳姆区代理三级会议成员，1758年成为该区的德罗斯特。1762年，法兰西大使描绘他是“统治海尔德兰之人”。在上艾瑟尔，首要人物开始是本廷克·范罗恩的弟弟卡雷尔·本廷克·范奈恩赫伊斯伯爵。他在1748年成为特文特的德罗斯特。然而，他的地位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被弗雷德里克·范海登·范奥特马瑟姆取代，后者于1754年接替他特文特德罗斯特的职位。海登的父亲是来自克莱沃的军官，迟至1720
年，他才通过购买奥特马瑟姆贵族领地而获得进入上艾瑟尔贵族院的资格。
至于荷兰省，本廷克·范罗恩曾建议威廉四世通过在每个城镇议事会中选取“一个总揽一切事务之人”进行统治，这个人将代替亲王行使任免权。而事实上，在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豪达和莱顿这类城市，宫廷没能获得持久的控制权。不过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这一策略更有成果。在多德雷赫特，1747年还被辱骂为“劳弗斯泰因派”的希罗尼米斯·卡泽博姆随后成了狂热的奥伦治派。他赢得威廉四世的宠爱，诸多官职加身，统治了该城数年。霍伦的情况也类似，通过1749年奥伦治派清洗而进入议事会的人，几乎全是市长约安·阿贝克尔克·克拉普的门徒，他自己则是宫廷派驻在该城的心腹。然而，布伦瑞克并不喜欢克拉普，1759年汉诺威的安妮去世后，克拉普在霍伦的统治也随之告终。
大河以北，布伦瑞克的势力在18世纪50年代势不可当地上升，并主导了荷兰政治。1755年，女亲王任命公爵为时年9岁的威廉五世和其他孩子的监护人。从安妮去世到1766年年轻的亲王成年，路德维希·恩斯特以亲王监护人和陆军总司令的双重身份统治着共和国。然而，对于奥伦治家族通过1747年至1751年革命而获取的利益，公爵没能阻止它们遭到进一步侵蚀。在他担任监护人期间，荷兰省城镇将市政官员的双倍候选人名单提交给荷兰省三级会议而非宫廷，泽兰的情况也类似。至于上艾瑟尔三大城市的议事会成员，由于没有执政去审阅提名名单而且每年更换人员，这些人得以一直留任，宛如成了永久的寡头——如有缺口，他们就自行填补，既不咨询宫廷，也不咨询宣誓委员会。
在许多年里，布伦瑞克一直与本廷克·范罗恩合作。二者的关系并不热络，但又相互需要。本廷克能够意识到，布伦瑞克是唯一有能力至少保住1747年至1751年核心政治成果的人物，他只得与之合作。布伦瑞克也需要本廷克。作为荷兰省代理委员会的要员，本廷克依然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直到1766年，二者的关系才恶化至公开对立。当时本廷克·范罗恩发现，年轻的亲王已与公爵签署秘密协议，指定公爵担任主要谋臣和特别心腹——而本廷克希望由自己来发挥主导性影响。
18世纪40年代末风潮之后的30多年里，共和国社会似乎保持着稳定，民众也避免直接卷入政治，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冲突暂时不再转变为人民的抗议活动。人民有了亲王，按照他们的设想，也就有了矫正所有错误的途径。表面上看，所有人都暂时平静下来；而平静的表面之下，人民的许多不满依旧如前。事实证明，当奥伦治派政权最终疏远了大部分普通民众而骚乱再起时，现存体制框架不可能将新一轮的革命影响内化到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到18世纪50年代，以现存形式维系的荷兰共和国从根本上过时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找到成功的解决之道，也不意味在18世纪后半叶，共和国不可能演变为一种民主的联邦共和国。但这确实意味着，18世纪50年代的奥伦治共和国是内在空虚且危险的。本廷克·范罗恩全然意识到：他曾协助领导的革命没能留住人民的支持，也没能减缓人民的怨愤；这些失败如果不以激进的改革加以矫正，只会给新政权带来致命的后果。
暂时而言，敌对派系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时的一类活动便是将双方的冲突升华为两派知识分子和宣传家的意识形态战争。这类冲突中最为激烈的是爆发于1757年的“德维特战争”。数名作家卷入冲突，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奥伦治派的莱顿宣传家埃利·吕扎克和总三级会议派的阿姆斯特丹历史学家扬·瓦赫纳尔。二人都是引领潮流的思想人物，在全国享有盛名。他们都相信进步、文明价值观和宽容；二人都哀叹共和国的衰落，都是荷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双方坚守不同的阵营。他们在出版物方面的激战关乎约翰·德维特和吕扎克所谓“劳弗斯泰因派”的真正性质和历史影响，论战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按照吕扎克的说法，约翰·德维特及其18世纪的追随者——包括瓦赫纳尔在内——阐述的原则损害了“我们国家”的根基。它们不仅削弱了同盟机构，更糟糕的是还有损国家主权。主权源于人民，而吕扎克主张，在大起义时，人民曾将主权同等地托付给同盟机构和各省三级会议，并委托亲王威廉一世照管。对于吕扎克来说，主权及其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他坚持称，是普通民众在1572年、1618年和1672年变革了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共和国所有的合法性皆源自人民。各省三级会议和列席其中的摄政官和贵族被授予某种形式的绝对主权——对于这样的观点，吕扎克嗤之以鼻，认为这超出了人民的意愿。作为回应，瓦赫纳尔奚落奥伦治派所谓的源自人民的合法性，尽管他愿意承认终极主权源自人民。他认为不应允许人民持续地插手修改主权的形式，因为人民的观点和忠诚本质上是变动不居、前后不一的。在瓦赫纳尔看来，主权完全存在于各省三级会议之手，他们是人民的代表。这也正是格劳秀斯所持的观点。
引人瞩目的是，18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期间，在普通人民的角色问题上，敌对双方的观点几乎出现了完全的逆转。甚至在18世纪80年代爱国者党革命期间，奥伦治派理论家在有关民众参与的论战中，依然赞赏地回顾1747—1748年革命和民众对恢复奥伦治家族地位的干预。但是，吕扎克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便转换了立场，他摒弃洛克和人民主权理论，支持孟德斯鸠和更为保守的制度观念。这使得他在支持1747—1748年革命时，采取比先前更为谨慎的措辞。与此同时，主要是在70年代，被理查德·普赖斯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作品激进化了的洛克，又被约安·德克·范德卡佩伦和彼得·保吕斯这类未来的爱国者党领袖所挪用。甚至是1747—1749年间属于奥伦治派的标签“爱国者”，也被转换了意义，开始为反奥伦治派所采用。1781年，奥伦治派创办常规性报纸以便对抗爱国者党出版物时，他们意味深长地将其命名为《老荷兰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