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扬雄的不同态度（2）
第二种是调和诸贤，以王安石为代表，其云：
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扬子之言性曰善恶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扬子之言命曰人为不为命也。孟扬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未有异也，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也。孟子之所谓性者，正性也；扬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扬子之所谓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张载对扬雄评价虽然不高，但一直承认扬雄所阐发的是圣人之学，他说：
扬雄择圣人之精，艰难而言之正，止得其浅近者，使之为政又不知如何，据此所知，又不遇其时，无所告诉。然扬雄比董生孰优？雄所学虽正当，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学差溺于《公羊》、谶纬而已。
贬扬派的主力之一是苏氏父子，苏氏父子均不喜扬雄。苏洵曾经专门研究过《太玄》，最后认为扬雄此书是学习《周易》却无得于心，只能以形式唬人，如果扬雄真有心得，便不会写作《太玄》。《嘉祐集》卷八《太玄论》说：
后之不得乎其心而为言，不得乎其言而为书，吾于扬雄见之矣。疑而问，问而辩，问辩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得其有得，君子无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无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也。
苏洵在《太玄总例》中更是说：“盖雄者好奇而务深，故辞多夸大，而可观者鲜。”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拾遗》卷二云：“老泉既破扬雄《太玄》，以为无得于心而侈于外，又以为乐天为之名，以侥幸于圣人而已。是谓雄之《玄》无一而可取也。”这在《太玄》几乎被神圣化的宋代可谓石破天惊。
苏洵之子苏轼对扬雄也常有微词。川党尽管与洛党意气相争，但在对扬雄的评价上，两党却如出一辙，都认为扬雄是无自得之见的模仿者，其人性论则是混淆了才与性。苏轼在《扬雄论》中说，韩愈之性论：
是未知其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焉。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焉？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苏轼这里所说的性近于我们所说的共性，而才，近于我们所说的个性。在二程言论中，也常有类似议论：
扬雄、韩愈说性，正说著才也。
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游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邪？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由于人性论是二程学说中一个最基本的部分，而在人性问题上见解歧异，导致二程对扬雄全盘否定：
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佗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如杨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杨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
扬雄的言论常常成为二程的批评对象：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扬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扬雄作为儒者的纯粹性已被强烈地质疑，扬雄的人生态度也遭到批评：
扬雄去就不足观。其曰“明哲煌煌，旁烛无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逊于不虞，以保天命”，则是只欲全身也。若圣人先知必不至于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问《太玄》之作如何，曰：此亦赘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
扬雄仕莽的行为更遭到强烈的非议：
世之议子云者，多疑其投阁之事。以《法言》观之，盖未必有。又天禄阁世传以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云之罪，特不在此。黾勉于莽、贤之间，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为大丈夫哉。
这以后，洛学门人基本上都成为贬扬派。杨时说：
扬雄作《太玄》准《易》，此最为诳后学。后之人徒见其言艰深，其数汗漫，遂谓雄真有得于《易》，故不敢轻议。其实雄未尝知《易》。
与极端的褒扬派司马光相应，极端的贬扬派可推为朱熹。与二程痛贬扬雄性论不同，朱熹痛贬的是扬雄理论中的老庄思想。《朱子语类》中此类言辞比比皆是：
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老庄窠窟里去，如清净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说云云，亦只是老庄意思，止说那养生底工夫耳。
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
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
不唯扬雄的理论在朱熹看来不是纯儒学，扬雄仕莽在朱熹看来也属奸憝之行，所以在《朱子纲目》里，直书扬雄为“莽大夫”，学问行事均不称其意，对扬雄的评价当得上“严苛”二字：
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
他见识极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
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韩退之谓荀扬“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韩子责人甚恕。”自今观之，他不是责人恕，乃是看人不破。
等等，不一而足。由于程朱理学影响甚广，贬扬之风在南宋似占据上风，直到真德秀才为扬雄说了几句公道话，其云：
自孟子没而圣学失传，汉儒者董仲舒氏、扬雄氏皆尝以道自鸣，而性命之学则有所未究，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犹知尊道谊，尚名教，天理民彝未尽泯绝，则亦不可谓非其力也……故尝谓尧舜周孔开皇极创造之勋也，汉世诸儒则区区持守而已。
喜欢扬雄理论和为人的，也喜欢扬雄的文章，如司马光在《注扬子〈法言〉序》中说：“扬子之文，简而奥。”应该说，这基本上还算是中性的评价。宋咸的评价就更进了一层，他在《进重广注〈扬子法言〉表》中称：“惟彼《法言》，准夫《论语》，义高而绝，文秘而渊。”不喜欢扬雄理论和为人的，同样不喜欢扬雄的文章。朱熹借林艾轩之口说：
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
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
同样，苏轼也不喜欢扬雄故作艰深的文风。苏轼说：
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