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与疾病（1）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从事另一种职业并不现实。使一些人陷入绝望的是，他们被困在一种持续危害生命的职业中，并因为与敌人作战而荒废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光阴。他们得到的不是认可，而是不屑。在Brasyls Schuyt-Praetjen一场虚构讨论中，曾在巴西任职的一位部长列举了许多在那里服役的士兵的说法，他们宣称自己宁愿待在荷兰的罪犯、乞丐和流浪汉待的感化院里。所以，大都市的纪律似乎比在大西洋上无处不在的纪律更可取。无论维持秩序有多么重要，那些过度的惩罚手段仍然令今天的我们感到震惊。水手和士兵受到惩罚的风险非常高。一名未经允许带着行李离开新阿姆斯特丹驻军队伍的士兵被剃光头，受到鞭打，并被判与西印度公司雇用的奴隶一起工作2年。但这还不是全部，他的双耳被用烧红的锥子打了洞，如果他想再度逃跑时会被认出来。同样，4名在埃尔米纳城堡晚归的士兵不得不连续3天花90分钟时间骑在木马上，同时腿上被绑上25磅的重物。不仅如此，他们还被扣了5个月的薪水。

1625年之后，任何携带武器或预支薪水后逃跑的西印度公司的士兵都会受到体罚。那些未经上级同意而在船队需要时离开的人将会被用绳子鞭打至死。玩忽职守也会导致官员被处决。在1640年的巴西海战中，5名上尉中有2名因未能尽责而死于剑下；9年前在巴西附近被判犯有同一罪行的另外5名上尉要幸运一些，他们被驱逐出共和国，并被没收财产。

死刑通常是施于危及船只、整个船队或殖民地的人，例如逃兵。1643年航行到智利的舰队上的军事法庭判处11名叛逃者死刑：6人被扔入海中，5人被枪决。另外还有2名在逃的人似乎仍在与西班牙人作战，尽管他们现在站在普埃尔切土著一边，带领其作战，直到1649年被击败。很罕见的是，荷兰当局饶恕了逃兵，就像1646年在巴西那样，一名叛逃的中士因叛国罪被处决，但通过“一些重要的女性”的干预，犯下同样罪行的士兵没有受到惩罚。在巴西的那些由于极度绝望而逃跑的士兵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与被荷兰人劫持的试图返回欧洲的葡萄牙船遭遇了。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一名士兵是瓦隆人，他在荷兰待了14年。葡萄牙人将他囚禁在圣阿戈斯蒂尼纽角，尽管他拒绝为葡萄牙人作战，但葡萄牙人并未杀死他。他们不给他水和食物，所以他不得不卖掉衣服去换取面包。他赤身裸体地在街上流浪，而他加入葡萄牙军队的朋友们却衣食无忧。最后，他加入了葡萄牙人的行列并服役了18个月，此后他被允许返回欧洲。不幸的是，荷兰的私掠船在从萨尔瓦多到葡萄牙的途中劫持了他的船。与他命运相同的还有一名为荷兰服务12年的英格兰雇佣兵。1645年获准离开后，他正要启程前往荷兰时，起义开始了。他在里奥圣弗朗西斯科被囚禁并被带到萨尔瓦多，在那里，贫困使他拿起武器为起义军作战。雇佣兵也被获准离开，当荷兰人袭击了其帆船时，尽管有命令，但他就像瓦隆人一样不愿抵抗。可是最后，他们二人都没有得到荷兰人的宽恕。

除了严格的纪律之外，染上疾病也是士兵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甚至在出发到陌生海岸之前就染上了疾病。来自德意志中部的士兵经常在出发之前患上呼吸道疾病，因为在离开泰瑟尔岛之前，他们需要长时间等待利于航行的风。恶劣的卫生条件也是致病原因。尽管当时并非不知道可以使用肥皂，但在寒冷的冬季所有的舱门都关闭着，缺乏洗涤用水造成了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下雨天待在甲板上也不换衣服的水手们经常患上肺炎。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虱子，而当时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西印度公司并不怎么关心卫生问题。随维特·德维特远征队航行到累西腓的一支舰队刚从格陵兰岛带着鲸脂返回，在150名士兵登船之前，船几乎没有被清洗过。传染病的流行夺去了数十人的生命。2年后，当另一支舰队正准备被派往巴西时，肆虐的疾病也严重损害了船上人们的健康。生病、丧失能力和不愿服役的士兵被撤离舰队，舰队上的2,800人中仅剩下500人。

在较早时期，巴西的士兵饱受夜盲症的折磨，这是缺乏维生素A的明显迹象。谷物和豆类的短缺也必然会引起严重的维生素B缺乏症。1634年，荷属巴西有七分之一的士兵被正式列为病患。但是，如果没有面包，通常会有大量的酒精供应。在圣多美的荷兰士兵不穿衬衫地四处游走，他们宁愿花钱买酒，也不愿意去买几件衣服。在巴西的士兵们过于频繁地饮酒，以至于尸检结果显示他们中有些人患有肝硬化。还有一些人患有痢疾，巴西医疗服务负责人威廉·皮索被诊断为同时患有2种类型的痢疾：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前者具有传染性，并伴有血便。痢疾是长途旅行者的常见病，“不符合卫生条件的过度拥挤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特别是在饮用水、土厕所和烹饪设施相距很近并且缺乏洗涤用水导致个人清洁困难的地方”。流行病也席卷了其他荷属殖民地，尽管没有像“瘟疫一样的”疾病那么严重，但这种疾病在1648年也几乎消灭了库拉索岛上的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