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

所有历史都是时间的历史。在汉语中，“历史”的“历”，其实也是“日历”的“历”。对日历的垄断也是对历史的垄断。中国皇帝颁布新历法，就如同欧洲王权国家铸造金币，以用来彰显其“敬授人时”之权威。

1645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名《时宪历》并献给新王朝，因为历书只编写了200年，便被杨光先指责其诅咒清朝短命；1678年，南怀仁给康熙皇帝呈上一份长达2000年的《永年历》。

显而易见，中国历法与神秘的皇权政治相关。一般人认为，不准确的历法会使看天吃饭的农民错过节气和农时，甚至遭灾。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更重要的是历法为权力的合法性背书。

对于日食、月食这类自然天象，如果皇帝宫廷的钦天监不能准确预报，会使人们怀疑皇帝不懂“天意”，从而威胁到皇帝的合法性。《左传》就有这样的记载：“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就利用其在时间与历法方面的科学优势，得以成功进入中国宫廷。在此之前的三四百年中，中国一直沿用回历。元时阿拉伯人札马鲁丁担任司天台提点，制定《万年历》，建立观象台，创制浑天仪，并制作了几乎是最早的地球仪。

明朝时期，朝廷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这导致中国在天文学方面严重退步。《万历野获编》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万历至崇祯年间，钦天监屡屡出现测算日食和月食的失误，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崇祯三年，德国人约翰·亚当被聘为掌管历法的钦天监监正，他将名字改为汤若望。他根据西洋历法重新修订的《崇祯历书》，后来被清廷改为《时宪历》，颁行天下。

康熙三年，杨光先对汤若望发难，指责《时宪历》封面上“依西洋新法”五字属“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同时讥讽汤若望说：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下方的人岂不是都无法站立。经过廷议，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被判处凌迟。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后，一度恢复了回历。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日食预测中，杨光先预测的是2点15分，南怀仁预测的是3点，结果日食于3点出现。即使如此，汤若望和南怀仁仍被判处死刑。传说在判决以前出现了彗星，判决之后北京接连四天发生地震，汤南二人因此而幸免于难。

虽然钦天监后来重新交到西洋传教士手中，但杨光先的那句名言却流传更广：“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在中国，皇帝一直是历法的掌管者，或者说，年月日完全是被皇帝规定的。康熙甚至为此而学起了数学。

“历虽精，而行之数百年则必有差。”中国传统历法几经变迁，不仅每朝每代不一样，甚至每年都要由朝廷确定一个全新的日历，并把它印行和传播到全国。

雕版印刷术刚刚诞生，就被广泛用于历书印刷，有时候官方还没有颁布新历，历书就已经被盗印出来。

唐朝末年，天下崩乱，僖宗逃入四川，司天台无人管理，江东各地遂自行印刷历书。有两家书商因所印历书不同而互相攻讦，最后告官，县官劝道：“你们争大月小月，不就是差一天吗？这有什么关系呢。”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历法的意义，在于实现年、月、日之间的换算。传统时代，历书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

在中国历书中，不仅有金木水火土的分别，还包括卜筮、风水等经验，人们常常根据书中的规定对买卖、出行、婚丧、动土，甚至洗澡、搬家、行房等日常生活做出决策。皇帝也会以十五天为一个周期，轮流临幸他数量极其可观的嫔妃。

秦汉以降，中国人的生活节奏以五日为一候，一年为七十二候。《汉书》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唐朝以后，改为十日一休沐，即旬休，每月分为上、中、下三旬。及至明清，以朔望为节奏，根据月亮圆缺变化，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为休息日，朝廷官吏可以放假一天。

与日期类似，中国同样也以天干地支来纪年，六十年为一个循环，称为一甲子。这种纪年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此外，中国常用的是年号，即以皇帝命名的一个吉祥词为某一年间的纪年，这种方式由汉武帝刘彻所创。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为六年。

在明清时期，每个皇帝从登基到驾崩，一般只有一个年号，年号也就成了皇帝的代称。

年号代表的是皇帝对时间的支配权。年号纪年跟干支纪年一样，都是一种短期计算。中国最终没有产生像基督纪年那样，将某一起点定为元年而永远数下去的想法。

巧合的是，西汉平帝刘衎所用年号为“元始”，其起始年恰好为西方的公元1年。不过“元始”年号只用了5年。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太初”。该年阴历十一月的朔日，刚好是六十干支最初的甲子日，而且当天夜半时刻又正好是冬至。根据中国历法，这与宇宙万物刚形成时的状态相同。

于是，在司马迁的提议之下，朝廷修改历法，制定《太初历》，将年首从十月改为正月。

“太初”与开创天地相同，代表宇宙结束一个循环，开始新的循环。司马迁就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的。

传统的皇权体制崩溃之后，中国引进了耶稣纪元的格列高利历，称其为“阳历”或“西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即公元1912年1月1日。同时，还以“七曜历”为公私生活准则，即礼拜日制。为了体现与世界接轨，当时还一度废除了中国农历和春节。

从年号到公元，从干支到数字，这次文化意义上的时间革命，使中国人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将中国纳入整个现代文明体系当中，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阿伦特指出，在我们现代的时间系统中，基督的诞生日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并非决定性的，因为人们一直以来就这么认为，而且它对我们现代纪年的影响，也没有它对从前许多个世代的影响强烈。决定性的改变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追溯到无限的过去，也可以延伸入无限的未来，我们既可以随心所欲地增添过去，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探查未来。在现代这种观念中，过去和未来的双重无限性消除了所有开始与终结的观念，而建立起一种潜在的、世俗不朽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