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表

在浮士德的传说中，科学家不惜向魔鬼出卖灵魂，以获取全部知识和权力。随着时钟的出现，科学从巫术和宗教中分离出来。在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科学超越了宗教、族群和区域等意识形态的限制，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地方。

“作为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中世纪社会的象征，整个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宇宙体系将被一举摧毁：原先的体系非常稳固和清晰地介于静止的中心地球和同样静止的最外层天球之间，静止和运动被精确地指定和分配于其中，任何事物都知道自己的等级，知道哪个位置是其凭借本性所应有的位置；现在，取代这个体系的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观念：一个无限的宇宙空间，没有任何一点是固定的，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运动，根本谈不上等级秩序。”

在欧洲，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者科学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

一位哲学家讲过：“牛顿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就是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到秩序，在庞杂的偶然性中发现必然。”

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牛顿力学却是对宗教的致命一击，他完成了培根开创的事业，开辟了一条用机械运动来解释天地运行的道路。从此以后，科学知识是唯一真实的知识，所有知识都必须基于经验主义和数学方法，任何不能用科学方法验证的都不是知识，科学只有不断进步，永远没有尽头。

当时的一首诗中写道：

自然和自然律在黑暗中潜藏

上帝说：“要有牛顿！”

于是便有了光

事实上，牛顿并不是特例。作为欧洲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教会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充裕的收入和闲暇，“17世纪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例如奥特雷德、巴罗、威尔金斯、沃德、雷、格鲁等等，同时也是教士” 。

在近代早期，耶稣会士走遍世界，他们既传播宗教教义，也传播科学原理。吊诡的是，人们接受科学的急切程度要远远大于接受上帝的福音，甚至使宗教成为科学传播的媒介。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与其说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不如说是科学的传播者。

与宗教相比，科学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所说：“科学没有道德，自然没有伦理。”

17世纪对于“时间”的重新发明，推动了欧洲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也缔造了现代社会全新的时间文化。

对人类来说，时间意识的觉醒是对科学祛魅的漫长过程。

当时钟不再是宇宙的隐喻时，它却成为地球生活的总指挥，使人类将“准时”当作一种美德。由钟表制造的时间正变成自然的一部分。

对人类这种时间动物来说，机械时间与自然时间截然不同。作为人造时间，钟表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

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的行动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这种安排服从于身体发出的信号，但机械时间改变了这一切。机械时钟使时间游离出生活，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此钟表成为人们生活的管理者，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与公鸡打鸣不再有任何联系。

有了钟表以后，经过统一加工的时间完全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物节奏中分离出来。这个时间不依靠任何个人经验，也与太阳月亮等自然无关，第一次使时间抽象化了。

随着抽象的时间和时间的抽象逐渐渗透并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就极其醒目地诞生了。

作为启蒙运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康德堪称一位时间模范。他的生活完全按照钟表运行，或者说，他的“生物钟”与机械钟几乎分秒不差。海涅因此嘲讽康德像个自动机器人，说他“既没有生命也没有历史”。

康德住在德国东北端柯尼斯堡镇的一条安静偏远的街上，过着机械般有条不紊的单身生活。我认为，康德每天的生活和教堂的大钟一样，毫无感情，有条不紊。早晨起床、喝咖啡、写作、上课、吃饭、走路，每件事情都有固定的时间，就连他的邻居对此都了如指掌，三点半的时候康德会穿上灰色的双排扣大衣，手持他的西班牙拐杖，走出房间，慢慢悠悠地走向林登大道，这条路被后人称为“哲学家之路”。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每天都沿着这条路走八个来回。有时候乌云密布，大雨呼之欲出，他的老管家拉姆普就会拿把伞紧紧跟在他身后，整个情景就像是上帝的安排。

最令人惊叹的是，康德的生活作息是如此严格准时，以至于经常有人以他的作息来校对时间。

随着蒸汽机、电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现，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区别。人类从时间上彻底获得了解放，而钟表是唯一的上帝。

根据钟表制造的时间，人们吃饭只是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而不是因为肚子饿；人们睡觉只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而不是因为困倦。

如果一只钟可以与其他钟保持快慢一致，那么时间就成为一种超越空间的标准计算单位，佛罗伦萨人随时都可以知道罗马时间，时钟成为世界标准。人们用钟表来校正自己的生活，机械制造的人为时间取代了传统历法。时间与自然失去联系，时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本雅明把机械时间称作“编年表”。现代人都生活在这个“编年表”中，日历和钟表构成每个人的生存背景。

马克思将钟表视为以后所有机器的原型，“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但路易斯·芒福德认为，钟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马克思把钟表看成是一种劳动量的外在标准，而芒福德则将钟表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准。

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揭示了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使时间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

中国古训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但实际上，时间对古人来说并不“值钱”，时间的价值就像时间本身一样无法准确测量；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它诞生之日起，人类就被时间绑架，自然的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

时钟在西方的兴起，成为现代生活到来的标志。

早在约公元前330年的水钟时代，柏拉图就把律师们说成是“受漏壶驱动……从无闲暇”的人。古罗马时代的诗人普拉图斯写道：“但愿上帝杀死发明钟点的人，因为钟点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块。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报时钟，在所有的钟表中，它是最好和最准确的。”

现代考古发现，机械钟的历史可能远比人们已知的更加古老。

由29个青铜齿轮和曲柄、刻度盘构成的“安提基特拉机器”，不仅是一台精巧的机械天文钟，甚至是一台天文计算机。该装置原有37个齿轮，前后钟面各一个，可按一年365天精确显示日历，并且每4年还包括1个闰年。

最重要的是，它制造于公元前205年的希腊，距今2000多年。证据是其背部刻度盘记录了公元前205年5月12日的一次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