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吏

历史充满精彩，但生活是平淡的。茨威格曾引用歌德的比喻，说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其实大多数历史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偶然出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却“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

在人类史上，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灿烂辉煌的精神文明，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作“轴心时代”。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印度、希腊也涌现出一大批天才般的思想家，佛教也在这一时期发轫。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一“群星闪耀时”而被彻底改变。从此以后，文字与书写重构了一个文明世界。

书写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与说话、听话相比，写作和阅读就显得更加广泛和抽象。文字的“文法”要比口语的“语法”复杂得多，也发达得多。文字一旦出现，写作便成为人类一种最不可理喻的行动。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实际上，无论是立德还是立功，最后也必须靠立言才能永垂不朽。写作促使知识的积累式发展成为可能，使人类知识总量迅速增加。或者说，书写使后人能够超越前人。

依靠文字记录，大脑不再需要大量的记忆，从而为思考和思想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在不同人群和语境中，口头传播常常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陷阱”，如遗忘、改造、讹误等；文字的出现，结束了这种危机。

与口语相比，书面语的信息承载量也要强大得多。一般而言，书面语的词汇量是口语词汇量的数倍甚至百倍。长袖善舞的书面语更加准确和精确，从而避免了口语表达的模糊和随意。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书写将语言具体化，这与时钟将时间具体化是一样的；书写使语言标准化，正如钟表使时间标准化。

“文字使小型社区成长为大型的国家，又使国家强化为帝国。埃及和波斯的君主制度、罗马帝国以及城邦制，基本上都是文字的产物。” 文字既可书写，又可解读，这种强大的信息技术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国家时代；或者说，文字成为一种极为成功的统治工具。文字和铁器相结合，产生了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组织。文字使公文成为帝国的技术基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铁制武器。

即使现代国家，其官僚组织也同样是建立在书面文字之上的。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近代官署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书为基础的；这些文书以其原始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就有了一批秘书和各种各样的文书。忙碌于‘公共’办事场所中的官员们，再加上各类物质手段和文件，就构成了一个‘官署’。”

古埃及文明极其古老，金字塔显示了这个古老帝国具有何等早熟的官僚制度和统治能力。在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人给自己孩子留下的信，信中写道：“记住，学会写字，就能让你远离任何艰苦的劳动，并且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官吏。书吏不用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是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你不正在手持书吏的书版吗？就是这件东西，使你有别于操桨划船的人。”

“《书》者，政事之纪也。”文字可以记录信息，从而实现远距离高效率的信息传播，还可以借其权威来展示统治的合法性。统一的法律作为文字权力，严重侵蚀了封建地主和各级官吏的口语权力。

为了快速传递官方文书，古罗马时代修建了极其庞大的道路体系。“书写的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随着行政权力的加大，皇帝的权力上升。” 不难理解，写作者与权威性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根。

古罗马时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写在莎草纸上的信件和各种文件。罗马的新闻到达西边的不列颠，需约五周的时间，到达东边的叙利亚约七周。远在西里西亚的西塞罗，就是通过书信掌握着罗马的动态。

有时候，人们也会把这些信件和文件抄录在莎草纸卷上，写下自己的评论，与别人分享。当时，书籍与信件并没有太大区别，也是手写在莎草纸上，从一个人手里传给下一个人。谁若想保留某卷书，就誊写一份副本。《西塞罗书信集》就是从那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书信集。

中国自古“以吏为师”，掌握文字的“史”是一种古老的官职，后来衍生出太史、长史、御史、刺史等。“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有史而后有法，故法学出于史官。

从统一文字和焚书坑儒开始，中国文字就被皇帝招安，成为天子权力的象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释》中写道：“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考古挖掘中，发现了一个秦墓，墓主人叫喜，他的棺材里装满了写着各种法律条文的竹简。其中一枚竹简中记载：“有事请殹，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该墓主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基层官吏，这样的人在整个秦帝国肯定是车载斗量。正是无数像喜这样精通文字的官吏，才保证了秦帝国政务的高速运转。

在纸发明之前，文字是用毛笔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当时没有橡皮擦，写错字时，要用小刀削去错字，因此这些官吏被称为“刀笔吏”。在秦帝国，以刀笔吏著称的书记在帝国架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韩非子》云：“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文字与官吏使国家权力以公文的形式，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深文周纳成为官僚统治的基本特征。

李斯以“上蔡闾巷布衣”而擢升丞相，赵高以“内宫之厮役”而位极人臣，都是刀笔吏的成功榜样。但伴君如伴虎，刀笔吏只是皇帝手中的一支笔而已，“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赵高对李斯说：他以刀笔吏的身份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没有见过一个丞相有好下场的，最后全都被皇帝诛杀。

从技术思想的角度来看，大秦帝国就像一台由秦始皇一人操纵的巨大机器，它的构成需要一种形式很特别的齿轮传动：这就是一支由书记官、信使、总管、监理员、领队、大大小小的执行长官等人物组成的庞大队伍。这些人物的角色任务，就是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或者执行皇帝那些权倾朝野的大臣、将军们的命令。换言之，这就是一个官僚组织机构，这群人能够传递和执行命令，这其中有书吏们的谨小慎微，也有毫无头脑的士兵们的百般顺从。

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尚没有发明纸，竹简这种文字载体非常笨重。《史记》中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秦始皇，每日批复表笺奏请，称取一石，重百二十斤，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

汉以后，随着纸的普及，帝国统治在沟通成本上更加廉价。张释之特别提醒汉文帝说，秦朝极其重视刀笔吏的文案工作效率，所以官吏们争相以快速、准确、完美的文笔来书写那些徒具形式的官样文章，既没有对人的同情心，也不让上级了解实际错误，结果到了秦二世就土崩瓦解。

李广年轻时非常受汉文帝赏识。李广之死虽属自杀，但他临死前说：“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由此可见，刀笔吏比死亡更加可怕。

相对于正式的篆书，隶书是秦汉时代刀笔吏的常用文字。

从一定程度上说，汉字的书写到秦始皇时代才逐渐成熟。从图画性的篆书到书写性的隶书，汉字更加规整和统一，符号性、识别性和书写性都趋于成熟。中国文化传统也因此而自成一体，许多学者单单是为了熟悉深奥的古文，就耗尽了毕生心血。

用费正清先生的话说，“中国的语言体系是权力主义的天然基架”，汉字几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