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机器主义

工具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适应人，而后者却要人去适应它。这有点类似工作与劳动的区别。“劳动”是为自己干活，“工作”则是为了别人。好比一个人为自己做家务属于劳动，但一个家政服务者为别人做家务则是工作。

细究起来，“工作”这一概念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对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或猎人来说，无所谓工作，这与今天的诗人或思想家类似。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就无所谓工作不工作。“工作”的出现，应是始于职业分工和专门化，从手工业开始，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变成主流。

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机器要求劳动者为它们服务，劳动者被迫改变他身体的自然节律来适应机器的运动”，“即使最精巧的工具也始终是人手的奴仆，不能指挥或代替人手；即使最原始的机器也指挥着身体的劳动并最终取而代之”。

在一个观念传统的人看来，手工匠人从身到心都是自由的，而现代工厂是一种“新的监狱”，时钟就像是一个“机器狱卒”。匠人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工人则被集中起来，变成一个阶级。

机器大工厂与传统手工作坊最大的区别，是以非人力的动力驱动；无论是水车还是蒸汽机，对动力的依赖使得生产和生产者必须集中在一起。

工厂的生产需要严格的秩序。对习惯于家庭手工或者小作坊工作的传统手工业工匠来说，工厂的纪律简直是不能忍受的。以前的手艺人大多在自己家里“工作”，虽然收入也很微薄，甚至要长时间劳动，但他的工作或休息都是自愿和随意的，高兴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工作，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因此，与严格的工厂相比，家庭劳动要自由得多。

同样是干活，从家庭作坊到大工厂，自由快乐的劳动没有了，枯燥乏味刻板的工作开始了。工厂意味着体制，机器意味着规训，人的体制化也是机器化，让人变成机器，或者机器的一部分，乃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或小齿轮。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工厂多多少少都借鉴了海外种植园的经营和管理模式。

当时，欧洲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建立了大量的甘蔗种植园，以奴隶劳动和大机器来生产蔗糖，赚取了极高的利润。对这些种植园主来说，奴隶就是没有头脑的机器，只要机械地工作就行。同样，欧洲的工厂主雇用工人，也只是教会他们动作，而非思考，关键是驯服和听话。

如果说种植园主是占有奴隶的身体，那么工厂主则占有工人的时间。工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要接受工厂的纪律约束，这种机器时代的“规训与惩罚”构成现代语境下的“权力技术”——

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不用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

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服的”肉体。

早期的欧洲城市虽然不同于乡村，但它完全是手工业者的天下，这种基于家庭和行会的组织模式具有浓厚的传统和地域特色。

在曼彻斯特的机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依然保持着传统之美。这里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并且所有的工作场所都很小。有时他们甚至会在街上工作。工人之间和谐一致的工作态度，形成了复杂而持久的巴塞罗那地方特色，正如中世纪的其他城市一样。

在这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许多工具都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如果你需要购买木板或丝带，那你最好和装饰商住得近一些。染坊设在水边，鞋匠就在皮革店隔壁。顾客都喜欢在一个地方找不同的店铺来比较同样的商品，这样就不用东奔西跑。甚至一个盲人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味和声音，在哥特区来去自如——木匠拉锯的声音、箍桶匠的敲打声、皮革的味道、铁匠的烟熏气息，等等。

但到了1835年，巴塞罗那也有了纺织厂，同样也有了反机器运动；人们谴责机器是“魔鬼的发明”，纺织厂很快便化为灰烬。当地的一份报纸警告工厂的雇主说：你们工厂里的技工和你们都是上帝用同样的泥土创造的，千万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和你们工厂里的机器一样的东西。

1844年，在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爆发的织工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武装起义，工人们不仅捣毁工厂里的机器，还焚烧了仓库和工厂主的财物与账簿。诗人海涅为此写作了一首《西里西亚织工之歌》——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机器时代将人聚集在一起，人因机器的巨大有力而显得渺小无力。相比之下，手工业时代是悠远的、缓慢的、温情的、确定的，而它的历史更是古老的。

在农业时代兴起以后，理性化的反机器思潮成为一种主流。“器”为用具或工具之意。从这一角度来说，传统中国不反对“器”而反对“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人的重视叫作“器重”，“玉不琢，不成器”，等等。

在器用文化的影响下，机器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反机器思想影响深远。“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抱瓮灌畦”常常被视为典型的东方式智慧。这一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佚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桔槔作为农耕时代的典型机器，虽然功效甚高，“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却在此遭到了严厉批判，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从而“道之所不载”。然而，瓮作为一种简陋、低效的汲水工具，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器”。

中国传统思想常说“机械，巧诈也”。“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作为中国道家的始祖，老子崇尚复古，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他倡导的理想，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从历史现实来看，在农耕文化非常发达的中国，人口过剩常常构成对效率的挤压效应，勤劳比机智更接近于中国美德。“铁棒磨成针”被视为一种美谈，甚至很少有人对此质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懒惰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对比英国18世纪纺织工人的处境，或许人们更有理由重新看待东方“守拙”“无为”的智慧。

但实际上，这种智慧即使在古典时代也并不见得为人所接受，老子不由发出如此感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如果老子活到现代，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这至少让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无限感慨——所谓“神生不定”，也许正是人们在现代危机中的精神状态，而技术和机器在全世界广泛应用的程度，却是古代圣贤远远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