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起源
跟“工业革命”一样，“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也是很晚的事情 。1821年，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将这种新兴的工业制度称为“资本主义”。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的说法，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犹太共同体或意大利天主教共同体中就已经有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这个词尽管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但却是他让这个词广泛传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词；所谓“现代”，就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
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不吝赞美，另一方面又大加挞伐。他认为“原始聚积资本的秘密”，即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单地说，就是以武力获得。听起来，这有点像是思想家贝洛克所说的“奴隶国家”，它如同一台运行稳定的“机器”，完全没有“人类和有机体的复杂性”。
人类的文明史大部分时候是不平等的历史。事实上，少数人的富有与多数人的贫困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明。
就资本主义本身而言，它虽有冷酷的一面，但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强制和剥削，而是自由和交换。资本主义的关键之处，不仅在于人们是否从事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且在于这种交换行为是否符合严格的市场交换逻辑。
对一个资本主义者来说，经济目的是最大规则，积累资本是最大目标。每个人都为获得利润而工作，赚钱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和消费，而是为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用资本获得更大的利润，周而复始，使资本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资本决定一切。因此，积累资本的原则是现代工业制度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让人们为一种自身需求之外的目的去殚精竭虑，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秘密。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商人一般将获得的利润用来消费。
马克斯·韦伯因此将资本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联系起来——
田园牧歌的场景，在激烈的竞争苦斗展开下，全面崩解；巨额的财富赚了来，但并不放贷取息，而是不断投资到事业上；昔日安逸舒适的生活态度，让位给刻苦的清醒冷静；迎头跟进的人就出人头地，因为他们不愿消费，只想赚钱。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社会充满活力，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自由。
如果仔细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来自社会普通阶层，特别是“非国教徒”。非国教徒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因为他们受到政府和大学的排斥，便自发建校，使大量的非国教徒“构成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
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独特的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到1750年，英国已经拥有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营养充足，具有商业或技工背景。这个阶层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工业创始人，很多有创造性的发明家也往往来自这个阶层。
自由是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前提，但英国的工业化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英国很早便解除了人口流动的限制，这导致城镇开始兴起，以雇佣和工资为主的劳资关系随之普遍起来。如此一来，当时的社会也给来自底层的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虽然很多企业家出身贫贱，比如阿克赖特只是个理发师，而韦奇伍德是个陶工，但这些人往往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践主义者，勇于创造。
韦奇伍德充分利用能得到的各种科学资料，来探索改良陶瓷。他也是一位不屈不挠、不知疲倦的实验狂人，对高岭土、瓷石、燧石和骨灰等材料一一进行实验，以确定其不同用途。韦奇伍德发明的测温计甚至可以测量1000℃以上的高温。人们评论说：“他将陶瓷制造从原来凭推测和经验估计操作，提高到了根据科学测量和计算生产的水平。”
随着科学发展和以商业赢利为动机的发明激增，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拉近。当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要素时，最先意识到的是一批敏锐的企业家。
从组织管理学来说，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产业组织革命，企业家日益成为工厂中组织生产活动的核心人物，他需要处理工厂的管理、财会、融资、销售和劳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同样，让具有不同技能、不同工作节奏、不同动机、不同态度、不同生活方式的工匠和农业劳动者转化为工厂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资本家群体崛起的同时，一个近代化的专业官僚组织诞生了，他们共同构成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石。
对英国而言，东印度公司成为公务员制度的最早试验田。
在传统皇权时代，不乏官吏这种古老的统治工具，但现代官僚——公务员——的专业性与职业性，决定了他们已经不同于传统官吏。正如韦伯所宣称的，“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样，让生活上的政治、技术与经济等基础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存，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地落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网络下：技术性的、工商业的，尤其是法律上具有专业训练的国家公务员，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机能的担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