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斯神话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是两道醒目的分水岭。自从冰河期结束后，这两次革命让人类获取的能量得到了爆炸性增长。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工业革命与古代农业革命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农业革命中，人类驯化动物和植物，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走向定居农耕。其实，人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动植物也驯化了人，人从此必须小心翼翼、寸步不离地“伺候”好庄稼和家畜。这与工业革命中人们“伺候”机器类似，农民守着土地，工人守着工厂，都是为了生存。

原始采集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且绝无贫富不均的现象，所以采集狩猎的原始社会也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在原始社会中，采集觅食通常需要人不断迁移。如此一来，积累物质财富不仅困难，而且没必要。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本质上都是一次财富革命。与原始采集生活相比，农耕社会无疑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但就人类自身营养健康来说，这种进步并非那么完美。

现代考古学者通过对发掘出土的原始人骨研究发现，古代农耕者受到的重复性应力损伤往往比自由觅食者更多；他们的牙齿常常很糟糕，这是其饮食范围受限，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所致。另外，他们的身高从农耕时代开始便稍有下降，直到20世纪前都没有明显增高。这是揭示整体营养水平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指标。

农耕社会也并非旱涝保收，常常需要非常艰辛的劳作和运气才能果腹。

在各种自然灾难和战争的影响下，人口增长与消亡总是周期性出现。遇到增长期，人相对比较幸运，否则命运就极其悲惨。对一个农民来说，只能听天由命。正因为如此，有人将农业革命称为“史上最大的骗局”，以及“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

在古希腊神话中，格林多之王西西弗斯因为触怒了天神，被惩罚将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当石头好不容易被推到山顶时，石头又从山的另一边滚落下去。西西弗斯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向山上推石头，推上去，然后滚下去，再推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

无论是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人类其实都无法摆脱这种西西弗斯式的惩罚。

农业时代的辛劳自不必说，在工业时代，任何人一进入机器化的工厂，就如同进入了兵营或监狱。在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眼中，你只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他付给你工资，你就必须干活；如同他购买机器，机器必须运转一样。

在资本和权力面前，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和奴仆。

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使人类的智力越来越遭到压制，人的劳动越来越枯燥和无趣。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却越来越像机器。机器从事着复杂的工作，而人的工作却越来越机械和单调。这种精神上的奴役，使劳动成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惩罚。

在一些传统绅士看来，机器时代的成功者大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他们重视机器更胜过尊重人，他们支配别人，就像使用一件工具或者机器。这类人都是反社会的精英，具有冷酷、野蛮、顽强、自私等特点，他们既缺乏智力和道德，也丧失了想象力和同情心，但他们都是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

在资本主义时代，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物质上的成功可以弥补智识与情感的不足，这对传统道德来说完全是颠覆性的。凡勃伦批评说，企业家所谓的进取精神，只不过是人类掠夺本能的体现。

在现代早期，英国不仅有无数发明家和资本家，也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以批评现实为己任，承担其社会良心的角色。马修·阿诺德为英国社会的贫富对立感到担忧，同时他警告说：“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

新保守主义思想家骚塞非常支持欧文的公益行动，他严肃地指出，工业革命最大的弊端是穷人的处境——那些大资本家变成了池塘里的狗鱼，吞噬掉那些弱鱼小虾。工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诞生着身体和道德上的邪恶，一部分人的贫困随着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增加而恶化。这种弱肉强食的处境如果不及早改善，迟早会爆发战争。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持此观点，并充分体现在他们联合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

实际上，这种对立和剥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大不列颠，大英帝国将这种盘剥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马克思曾说过：“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当然，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相比，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处境更加悲惨。

作为一种工业化的早熟案例，在种植园经济模式下，仅仅430平方公里的巴巴多斯岛就有25万黑奴，牙买加的黑奴更是多达66万。这些身处异乡并遭受奴役的非洲人，既无法拥有自己的身体，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劳动。

殖民地的奴隶与强制劳工不像英国本土的自由工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出卖，甚至包括他们的劳动力；相反，他们本身就是买卖和交易的对象。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种植园体系“混合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却没有两者任何美德”。

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工业城市，其实都被资本权力牢牢控制着。殖民地的奴隶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契约劳工和工厂工人，也必须忍受垄断公司的盘剥。当一座城市中只有一家工厂或所有工厂主都联合起来时，工人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单一的种植园经济尤其如此。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英国，当宗主国的买家们大赚特赚时，殖民定居者却入不敷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宗主国都会把所有的贸易收益纳入自己囊中，把亏损留给殖民地。通过榨取贸易利润，宗主国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但殖民地却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状态。

在殖民时期，市场垄断和寡头经营是最主流的经济形式。美洲殖民地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专营而爆发了倾茶事件，最终演变成为独立运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垄断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暴利，但也埋下灭亡的祸根，这种失衡根本不可能持久。随着殖民地纷纷独立，西班牙和英国这两个“日不落帝国”先后衰落，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世界主流。

一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引发的这一历史变局称为“创造性破坏”；他继而指出，这一“破坏”的最大受益者正是最大范围的公众，或者说是“穷人”：无疑有一些现代工厂可以得到的物品，是路易十四本人极欲得到但无法得到的东西——比如现代牙科技术。从总体上说，那种高收入水平的人从资本主义成就中得到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极少的，甚至快速旅行对于一个高贵的绅士来说也不是很值得重视的事情。电灯对于有钱买足够蜡烛和雇人照料蜡烛的任何人来说，不是巨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皮靴、汽车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对富人生活有多么了不起的改进。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典型成就，并不在于为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也买得起，作为稳步减少劳动量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