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遇见马克思

人类社会自古就追求平等，反对贫富不均，尤其憎恨阶层固化，不认为穷人的儿子永远是穷人，富人的儿子永远是富人。

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动荡，一方面制造了一大批白手起家的新富阶层，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贫富悬殊。对此，马克思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斯密则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懒惰和缺乏生产条件，那么穷人无法翻身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身份卑贱，法律剥夺权利，让他无法保有自己的财产，更无法投资。

每个人的天赋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所以人类社会没有绝对的平等。一味地追求绝对平等，难免将社会变成普罗克鲁斯特的大铁床，这必然导致一场大悲剧。其实，人们想要的并不是一切平等，而是机会平等，或者说是公正，即程序正义。

在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免不了原罪，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一个社会是以恶制善，还是以善制恶，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旦国家机器沦为少数人的私器，就有可能激发人性中的恶，公正则荡然无存。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了人性善的一面，即每个人都有利人、助人的原始美德。

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现实中，有得志的，有不得志的，有穷的，有达的，但像杨朱、墨子这样的人终归属于少数，并非常人。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个人的善恶与社会的兴衰问题。启蒙运动以来，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在世俗层面如何弘扬人性中的善，同时抑制人性中的恶，这已经超越了道德层面，完全取决于制度设计——准确地说是法律。这其实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亚当·斯密创立了经济学，马克思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在某种意义上，亚当·斯密试图以经济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他为了保证司法独立，甚至专门提到审判费用和法官薪资的管理方法。相对而言，马克思则试图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

从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态度来看，他也是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并对专制制度充满憎恶。

马克思一生贫寒，但才华横溢，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作品，很多作品到他去世时依然没有完稿，恩格斯对他的遗稿做了大量的整理和修改工作。亚当·斯密则相对生活优渥，一生只写了两部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他用大半生的时间反复修改这两本书，以保证尽量客观、准确。

马克思虽然独守书斋，但对社会现状始终保持着热切的关注。斯密则对人性中的善与恶明察秋毫，他相信：只要保持国家和法律的公正、文明，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和人性去解决。他对世道人心始终抱有希望。

《国富论》的全名为《关于国家财富性质和原因的调查》，人们常常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也许是在马克思理论和受其影响爆发的社会运动的警醒之下，也许是受到市场的驱动，雇主们开始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廉价的食品、上涨的工资以及疾病的减少，闷熄了或至少减弱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发动革命的倾向。经济繁荣平息了工人的怒火，正如英国19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家之一的威廉·科贝特所言：“你不可能煽动一个衣食无忧之人闹事。”

当然，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并非纯粹出于仁慈。国家想要征召大批有战斗力的人参军，雇主们意识到有吸引力的工资可以招募到身体健康的劳动力，能够提高产出和增加消费需求。在许多国家，甚至教会也为工人仗义执言，因此减弱了革命的吸引力，使工人不再选择铤而走险，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伟人，他把革命设想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事件。或许连马克思自己都没有想到，20世纪的历史会被已经不在人间的他所改写。

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虽然也有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但没有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进行如此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以“科学”的姿态，论证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马克思并没有改变英国，也没有改变法国，但却改变了古老 的中国。“从马克思笔下涌现出一个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列宁和毛泽东等领袖的手中，取代宗教，成功动员数百万人，实质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用弗洛姆的说法，19世纪的社会性格是倾向剥削和囤积，被20世纪的接受和市场倾向所取代。一种不断增长的“协作”趋势取代了竞争性，一种获得稳定和可靠收入的愿望取代了追求无止境的利润；一种共享并扩大财富，控制他人和自身的倾向取代了一味地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