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终结

古代战争拼的是人力，现代战争拼的是武器，或者说是机器。无论古今，战争的目的都是让对方屈服，杀人只是一种手段。现代战争中，人员伤亡越来越少，而武器消耗越来越多。

以美国为例，越战时期的一个美军步兵师，一天所需要的物资为650吨，到了海湾战争，一个步兵师每天消耗物资达5200吨。在海湾战争开始后的40多天里，美军总共消耗了17000多种、3000多万吨军事物资。

与所有工业品一样，随着军事物资的标准化，其生产成本也在不断降低。

进入现代以来，越来越发达的军事技术使战争成本的增长态势发生逆转，从海洋到天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开始计算——如何做才能提高每一块金属的投入产出比。

集装箱能在越战中得到应用，不仅是战争后勤供应压力所需，也是为了节约战争成本，集装箱可以节省一半的海上运输成本。有人估算，如果从战争之初就使用集装箱运输，那么仅1965——1968这四年，美国陆海空三军就能从航运、库存、港口以及仓储等成本中节约8.82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和兰德公司军事专家编写的《核时代国防经济学》一书中明确写道：“在我们看来，如何把有限数量的导弹、飞机、基地和保养设备结合起来，以‘生产’出一支能够最大限度地威慑敌人使之不敢进攻的战略空军的问题，正如同经济学中如何把有限数量的焦炭、铁矿石、回炉碎铁、鼓风炉和工厂设备结合起来，以一种能最大限度地带来利润的方式炼钢的问题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具有一种目的，都存在着预算方面的和其他资源的限制，也都提出了经济节约的要求。”

按照经济学原则，如果3个义务兵每小时花费45美元，消灭了45个敌人，那么其生产力就是1美元杀死1个敌人；如果2名战斗力更强的志愿兵1小时消灭45个敌人，花费30美元，那么其生产力就是1美元杀死1.5个敌人。因此志愿兵役制比义务兵役制效益更高。

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约合47000亿美元，朝鲜战争为4000亿美元，越南战争为5720亿美元，海湾战争为80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只有200亿美元。战争成本的降低也体现在军人和平民伤亡人数的大大降低上。当“敌人”被限定为少数统治者时，战争从武装占领变为武力颠覆他国政权，从无限战争变为有限战争，这是战争成本降低的关键因素。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战争发起者来说，战争可能不会带来经济效益，但经济制裁却可以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打击敌人的经济。对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来说，往往是经济比军事更能影响政治的稳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冷战”式的经济制裁常常被当作一种仅次于军事侵略的有力武器而被使用。一度，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使其人均收入从5500美元降到不足300美元，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如今，伊朗也在遭受美国制裁。

“9·11”事件提醒人们，未来战争并不见得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现在许多武器都是军民两用的，技术民主化也让国家失去了对武器的垄断，战争冲突将有可能出现在城市、金融、网络等各个领域，并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

作为顶级哲学家和科学家，罗素与爱因斯坦志同道合，他们的后半生一直不遗余力地为世界和平而四方奔走。

罗素指出，战争是集体狂热的结果，也是专制政治的帮凶，战争最容易创造不负责任的极权体制。《独裁者手册》中说，统治者维持自己的权力无须通过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实现，只需要讨好能够让他安稳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关键集团就够了。在战争期间，统治者需要做的只是讨好能让他维持自身战争能力的军队。

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破坏并不需要什么技能，而建设则总是需要一些技能，最高形式的建设还需要很多技能。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将人类的技术分为三种：使人能够生产、转换和操纵事物的为生产型技术，使人能够运用符号系统的为通信型技术，使人能够将意志和目的强行施加于他人的为支配型技术。从国家和战争层面来看，现代社会将支配型技术几乎运用到了极致。

无论古今，权力都是人类这种社会动物的终极目标。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杀人是可耻的，而战争则是一种最为卑鄙的集体谋杀行为。机器与战争都是文明的产物，而机器又使文明可以更加轻易地被战争毁灭。

正像很多反战题材的影视剧所揭示的，战争最大程度展现了人性中的恶。暴力冲动往往源自反智，而反智主义者常常看不起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

事实上，武器的进步速度远远快过人的心灵的进步，对那些掌握武器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每一次现代战争都暴露出人类心理适应缓慢所带来的滞后。一位美国陆军上将在1948年说：“我们的世界在核力量上是巨人，在道德伦理上却是婴儿。”

用一位军事学家的话来说，现代战争的特质就是关于距离与技术的问题。如果能用高精度武器距离很远地把敌人杀死，你就永远不败。超视距打击可以视为现代战争摆脱道德束缚的一个象征性起点，即使不用看，目标依然会被毁灭。

现代社会信奉机器至上，一些政府为研制新武器一掷千金，全力以赴，但却不愿对这种武器投入使用后可能带来的道德影响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评估。对发明各种武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他们只关心如何制造更高效、成本更低的武器，而不会过问这种武器是否合乎人类的道德伦理。

马克沁和诺贝尔因发明武器获得了财富，卡拉什尼科夫还因为发明AK47步枪获得了数不清的奖章和荣誉。武器一经发明出来，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而非发明者所能左右。

根据战争史学家杜普伊的研究，从远古到现代，越来越先进的武器使人类的杀伤能力提高了2000倍。不过，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通过图表统计发现，进入现代以来，人类暴力大为减少，古代部落战争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历史学家莫里斯指出，在石器时代，人们生活在争斗不休的小社会中，有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可能会死于暴力。与之相反，在20世纪，即使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各种大小战乱，每100个人也只有不到1个人死于暴力。

莫里斯·艾泽曼在《美国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战争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从长程历史来看，战争也具有建设性。通过战争，人类创造出了更强大、组织更完善的国家，以及更庞大、更和平的政治社会。在强有力的政府统治下，社会更加繁荣，社会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大大减少。“战争塑造国家，国家缔造和平”，战争使人类更安全、更富裕。此外，战争的好处还包括促进技术进步、刺激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平等、缓解阶级冲突，以及调动人的精神和道德潜力，等等。

实际上，很多经济史学家都承认，在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中，战争普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工业化而言，可以说工业化的程度取决于“国家受战争影响的强烈程度”。

正如18世纪长期的激烈战争将英国推向了工业化，中国近代工业也发端于战争压力，或者说战争需要。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无论“机械”还是“机器”，一般都是专指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