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有国家就有政府，政府的出现，必然会限制社会自由。

人类是自我延伸的动物，但旧的专制王朝往往会对社会自发的改进造成破坏，并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哈耶克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是，“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严，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 。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诞生了全面记述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考工记》，但从《考工记》到《营造法式》，这些技术“秘籍”几乎都是由官方编撰的。

毫无疑问，权力体制下的等级社会对创新和技术是严厉排斥的。《礼记·月令》说：“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王制》说：“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韩愈在《原道》中说得更加清楚：“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当发明者把他们的发明创造献给当时的统治者时，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反而受到斥责和处罚。

《新唐书·柳泽传》记载：“开元中……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庆立雕制诡物，造作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治国之巨蠹，明王所宜严罚者也。”《明史》记载，司天监创制水晶刻漏，朱元璋斥责无用，将其砸烂。

古代中国以道德教化为主，科学研究基本上被完全排除在智识活动范围之外。人们都知道“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殊不知很多实用技术类的书籍也遭到禁毁。《天工开物》堪称一个典型案例。

晚明时期的宋应星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他编撰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宋应星在序中特意注明“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这既是讽刺也是悲叹。在崇祯十年刊行后，《天工开物》很快就传到日本和朝鲜，形成“开物之学”；辗转又风靡欧洲，受到达尔文等人的重视。但它却在中国失传，以至于很多年后再从日本传回时，人们竟不以为是国人所著。

清朝几代皇帝并非不知西方科技发达，他们还专门聘请了很多西洋传教士，主要负责制造西洋钟、火炮，以及进行天文历法计算等。康熙皇帝对待西学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

当时，由这些“御用”科学家历时数十年，精心测绘了一份全国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但也是密藏深宫，对整个社会认知毫无帮助。

鸦片战争前的将近两百年里，北京一直都有耶稣会传教士定居。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同时也是学者，与统治阶层有密切的联系，但中国上层精英对西方的知识与科学没有多大兴趣。中国官僚体制所形成的自我中心主义，更加深了这种自我封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世界开始了正式外交关系，恭亲王请美国人丁韪良演示刚刚出现的电报技术，一位翰林嘲笑说：“中国四千年来没有电报，照样是一个泱泱大国。”丁韪良因此感叹道：“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却仍然是孩子。”

谭嗣同曾说：“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总体而言，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学说对科学技术甚不以为然，是谓“君子不器”“大道不器”。在科举制度的禁锢下，清朝的知识精英显得孤陋寡闻，夜郎自大，不知五洲，动辄以“天朝上国”自居，“耻言西学，有谈者，则诋为汉奸，不齿士类”。

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近代中国的困境并不是孤例，因为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亚洲的问题。

按照福山的说法，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是最早进入官僚统治的“现代国家”。战国时期的秦国由集中、统一的行政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远比罗马帝国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

但需要分清的是，传统官僚与现代官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皇权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权力代表，后者是现代民主社会下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

“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 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官僚制作为中国这个前现代社会的政治支柱，从秦到清延续了两千多年，虽然其本身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但它的影响却根深蒂固。

犹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将人类社会分为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技术进步只能出现在开放社会中，亚洲很多古老帝国都是巨大的封闭社会，因此很难在技术方面取得进步。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在其战国时代曾经已经完全火器化，但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闭关锁国，使国家又重回冷兵器时代。这件事说明，所谓“体”与“用”，完全取决于政治需要。

再举一例，明朝时，利玛窦和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传播甚广，这足以证明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世界地理概况，不仅是欧洲，甚至连非洲、美洲和南极、北极，都已经清楚地标记在这张地图上。但入清以后，中国人的地理认知反倒发生了倒退。

清朝所编的《明史》中虽录有“意大里亚”“佛郎机”“和兰”和“吕宋”四个与欧洲国家有关的名称，但也只知在“大西洋”

中。后来经过礼部官员“查证”，“《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的记载，因而这个“大西洋”变成 “荒渺莫考”，或“其真伪不可考”了。

清朝时由于分辨不清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区别，把它们通称为“佛郎机”。后来又添了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大炮”一意。在法国人来华后，由于“法兰西”与“佛郎机”读音相近，法国也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佛郎机”。

乾隆八年编纂成的《大清一统志》认定大西洋在印度洋附近，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乾隆五十四年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将所有外国都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就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其地理方位和人文制度的记载一概混乱不堪。

在大一统的中国人看来，列国林立的欧洲就如同北方草原的诸多游牧民族一样，要理清楚其历史渊源和确切的地理状况，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政治体制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说，西欧并非先有现代理念才产生了现代政治、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实际上，它在思想、宗教、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急剧变化，是通过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强烈刺激与相互作用，而同时发生和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欧洲的现代化是在冲突、竞争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

现在回头再看，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历程，同样是与西方世界“碰撞”的结果，有人将之称为“冲击——回应”模式。

从经济规律来说，贸易是开放的结果，没有开放也就没有贸易。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贸易就像一台神奇的机器，能把土豆变成电脑，或者说，能把你手里有的任何东西变成你想要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