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现代化

说到工业革命，首先要说科学革命。欧洲的科学革命肇始于伽利略，伽利略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在中世纪一直都是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但后来的工业革命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意大利。或许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是为什么唯独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在一些汉学家，如彭慕兰和弗兰克看来，“李约瑟难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它实际上只强调了经济上的可比性，而忽略了国家性质和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离开某些结构性的条件，它就不可能繁荣发展。社会学家胡弗从产生近代科学的文化因素，包括思维方式、法律制度、教育和考试体系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系统地考察了西方与东方的不同走向，认为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实际上是文化和制度因素特殊组合的结果。他的观点或许算得上是对李约瑟难题一个较深入和完整的回答。

近年来，一些经济史学家试图用更精确的数据分析来否定“李约瑟难题”。他们创建了一个关于“人类科学和技术成就”的数据库，收录了1700 余项影响世界历史的重要科技创造。这其中，中国仅有5项科学成就和72项技术创新入选，占总数的1——5.8。

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家居用品和手工业工具上，虽然也有军事和天文方面的贡献，但对近代推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技术创新，中国贡献不多。

更令人惊讶的是，宋朝时中国在印刷和知识传播方面本来已经进入成熟期，但在宋朝之后，中国的科技创新几乎停滞。

对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意味着血统和基因。基辛格说：“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其实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不同于和落后于欧洲，而是为什么1800年的中国与1300年的中国不同。

在世界经济史的宏大叙事中，商品化和全球化并不是18世纪才发生的事情。在这两方面，亚洲于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似乎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

如果将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看作一场革命的话，那么火药和火器的出现何尝不是一场革命呢？因此就有人提出“宋朝资本主义”——在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准资本主义模式。“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基本兴起于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

一位西方军事史学家说：“火器在中国的发展，开始于一场以工业革命的萌芽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腾飞。”他同时又指出：“中国的统治机构基本上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这里强调的是天赋神权，所以给市场、科技和战争所留出的余地是非常小的。”

发明是对现有规律的反叛，或者说发明完全是自由的标志和产物。同时，所有发明都是以自由为目的的。人类获得自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外部放逐，一种是自我解放。在大多数中国历史中，存在外部禁锢与自我阉割的情况。相对而言，宋朝在一些地方显得比较特别。

宋朝“不杀士大夫”，大开言论自由之风。有宋一代，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在数学方面成绩斐然。如南宋淳祐七年，秦九韶完成《数书九章》，此著作不仅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巅峰，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

“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 对宋代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特征，很多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可。

黄仁宇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毫不讳言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特别是中国，很多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特征，在1100年时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亚当·斯密说过，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即农业体系和商业体系，前者是古代，后者是现代。“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

宋朝的现代性充分体现在商业对农业的颠覆上，用宫崎市定的话说，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熙宁十年，工商税达到4911万贯，占国家税赋总收入7070万贯的近70。

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均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作为生产和贸易大国，宋钱成为国际货币，并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技术创新方面，因战争需要，官府对武器的发明创造持鼓励态度，“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制造业水平最能体现大宋帝国的技术水准，有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和官窑等，脱离农业的工人数量极其可观。

在战争压力下，宋朝的军事工业体系庞大而完备。仅四川的弓弩院就可供应地方武库“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南北作坊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弝弓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当时的火器制造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国家军器监雇工达四万多人，分十大作坊，“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江陵府每月就可生产1000到2000门铁火炮。

宋朝还发生了一场能源革命，煤炭也已经成为汴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主要燃料，“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相比木柴和木炭，煤炭的能量密度更高，也便于运输。

煤与铁的工业组合也最早发生在这一时期。宋代的生铁年产量最高达到12.5万吨，而英国1720年的铁产量只有2万吨。一个四川的铸铁厂雇用了3000名工人，每年需要3.5万吨铁矿石和4.2万吨煤炭，年产生铁1.4万吨。这些大规模生产要比欧洲工业革命早得多。因此有经济学家说，14世纪的中国离工业化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