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商战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华夷秩序”的朝贡体制基本走到了尽头，在军事强制下，开始向现代国际条约体制转换。《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国门被迫打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门不是打开了，而是被砸掉了。马克思评论说：“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中英两国的政府开支额度和官员数量基本相等，即使再加上印度等殖民地，两国的人口疆域也应当相差不大，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两国的差距就天上地下了。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应当按人均财富来衡量，而不能只看总量。如果看总量，大清帝国算得上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中国184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是世界第一，是英国的4倍左右，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所以“挨打”的是中国而不是英国。

晚晴时期，虽然中国非农业人口也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10多万工匠，长江上有10多万纤夫，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织工将近10万，西南地区的矿工达百万之多，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等等。但这些工人基本属于手工业者或者纯粹的苦力，各行业既没有机器，也没有机械化，仍处于原始手工工场阶段，尚不知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为何物。

就武器而言，清朝和英国之间已经不是代差的问题，而是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天壤之别。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时，清朝的铁匠还在抡着锤子打造长矛。1840年的战争中，清军甚至临时找来铁匠，在战场上打造火枪。

当时的中国年产铁仅2万吨，不及英国的四十分之一；中国纺纱女日夜操劳，可纺10两纱，效率却只有机械化生产的千分之一。

战争之前，英国人以为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即将被打开。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短短3年间，从曼彻斯特运往中国的棉纺织品从70万磅增加到170万磅，翻了一番还多。英国资本家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有4亿人口，即使100人里卖出一块手表，10户人家里卖出一副餐具，其消费量也会超过欧洲各国的总和。“我们哪怕只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衬衫增加一英寸，就能让曼彻斯特的工厂永远运转下去。”

然而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从英国源源不断运来一船又一船的羊毛制品、棉布、手表、刀叉，甚至钢琴，结果都堆在码头无人问津。更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额继续扩大，其鸦片贸易的盈利，仅中国生丝出口一项就可将其轻易抵消。

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英国对华的工业出口——“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出卖其制造品，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纺车上手织的土布便宜。”

除盐铁等必需品外，贫穷而节俭的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消费需求。同时，运到中国的西方棉纺织品，因为加工、运输和关税等巨大的刚性成本，根本无力与中国土布竞争。

显然在开始阶段，英国的对华战争或者贸易并没有达到他们“合理的期望”。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肆意泛滥的鸦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人仅有的消费能力，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

鸦片战争带来一个严重的恶果，就是鸦片的合法化。鸦片给中国及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灾难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可怕。从这一点来说，作为始作俑者的英国殖民者和东印度公司罪不容诛。作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后果，鸦片的合法化使其市场大幅扩张。

为抑制进口鸦片，晚清政府默许民间将大量耕地用来种植罂粟。“鸦片商战”一度被晚清政府奉为固国卫民的“国策”。然而各地普遍种植罂粟，严重挤压了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食物短缺引发的饥荒成为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噩梦。

根据《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后，理论上西方世界可以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但来华的西方商人们很快发现，中国交通建设极其落后。当时，陆路没有铁路，水路没有蒸汽船，几个通商口岸吞吐货物的能力很有限，仅能辐射沿海周边的很小地区，对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根本鞭长莫及。

就鸦片战争之后那段时期来说，英国机器确实比中国手工具有更高的效率，但中国劳动力成本极低，以至于机器都失去意义。

很多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发现，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中国不仅不需要英国机织布，反而继续出口传统的手工棉织品，印度则成为中国的原棉供应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光绪六年。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完全对外开放，进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纺织。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市场中进口棉纺品的份额却仍然只有3。

对当时人口占比巨大的中国农民来说，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基本还是出自传统的手工业家庭作坊。“各村的大街上，家家户户都有年老的妇女坐着转动古式的纺车，恍如埃及上古时代的图画。”

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联合下，西方工业技术发展迅速，有2200个纱锭的精纺机使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6倍多。此后20年间，纺织成本下降了85。

1869年，被马克思称为“东方伟大的航道”的苏伊士运河开通，欧洲到亚洲的距离骤然缩短了1万公里。1880年，全钢结构的大型螺旋桨蒸汽船面世，拉开了世界贸易时代的大幕。

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大幅缩短了，大量工业制品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虽然中国运输条件落后，但一些小型日用品还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深入城乡每个角落。当时的人记载：“近来民间日用，无一不用洋货，只就极贱极繁者言之：洋火柴、缝衣针、洋皂、洋烛、洋线等，几乎无人不用。” 光绪四年，进口缝衣针超过8亿枚，每年仅进口缝衣针一项，贸易额就达七百余万两白银。

恩格斯在1847年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

在1876年之前，中国依然勉强保持着对外贸易的顺差，但此后局面迅速逆转，传统小农经济受到冲击，国内经济日益没落。1885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棉纺织品的倾销地，同时也因为劳动人口过剩，成为“苦力”的输出地。

据清朝海关报告，1880年时广东全省已有机械缫丝厂100余家，拥有以蒸汽机为动力的丝车达2400架。这些蒸汽缫丝机进入中国南方后，迫使大量传统手工作坊纷纷破产；愤怒的手工业者发起骚乱，一些新式工厂被捣毁。

与当年欧洲的反机器运动略有不同的是，清朝的反对者憎恶机器的理由，更多是出于观念冲突：华夏子孙使用西洋奇技淫巧，是为不忠；蒸汽机易伤人性命，是为不仁；男女同工，有违道德；烟囱高耸，有伤风水，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