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运动（1）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意味着清朝的灭亡，也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瓦解。这在无形中给中国民众带来一场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中国从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央王国，变成众多平等的现代国家中的一个。

自明清以来，中国向全世界输出大量丝绸、瓷器、茶叶，只接受了白银这一种“洋货”。但近代以来，以洋药、洋火、洋铁、洋针、洋碱、洋纱、洋毛巾、洋伞等为代表的洋货不断涌进国门，而出口则不断减少，甚至就连中国丝绸也逐渐被日本丝取代。辛亥革命前，外国公司控制了中国80的航运和40的铁路。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让很多有识之士忧愤不已。

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中国在列强的步步逼迫下，国门洞开，几乎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的资本和消费市场。尤其是从1900到1912年这段一战前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直线上升，在华企业从1000多家增长到1万多家。

虽然对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来说，“4亿消费者”本身只是个神话，但至少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已经迈入消费时代。最先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是中国沿海地区的“新都市精英”。这个富裕群体以洋人买办为主，加上他们的亲属和雇工，人数高达千万。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人们普遍以炫耀性消费来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假洋鬼子”现象也促进了洋货消费。

中华民国成立后，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独立完善的贸易与关税体系。从1900年到1937年，中国沦为世界各种工业商品的倾销之地。消费品的极大丰富很快就改变了上层精英的生活方式。

1912年5月7日《申报》发表的《中华民国国务员之衣食住》一文描述道：“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盆、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效仿外国人。”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以上海为代表的新都市形成“崇洋媚外”的消费风尚，并诞生了“摩登”这个新词汇。对浮华的上流社会来说，使用“国货”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的现代国家。在当时条件下，还缺乏快速有效的传播方式，来确立整个社会对新国家的全面认同。人们对国家的认知基本上仅限于上层社会，这个群体恰好也是洋货的主流消费者。国货运动的兴起，将现代消费与现代国家这两种新观念叠加在一起，影响和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

国货运动从一开始，就将购买国货等同于爱国，同时对“洋货”加以“妖魔化”。最早的反帝国主义抵货运动是在1905年，当时美国国内正掀起排华浪潮，所以国人主要是抵制美货。之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又以抵制日货为主。

消费与国家、民族的结合，就变成对“洋货”的抵制。所有商品被分为“洋货”和“国货”，通过对商品的民族主义认同，中国人的生活也被民族化和国家化，贴上国家的标签——诸如“国药”“国语”“国剧”“国服”“国民”“国旗”“国歌”，等等。

1911年年底，清廷颁布剪辫诏令。同年12月12日，“中华国货维持会”在上海钱江会馆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著名外交人士伍廷芳被推举为会长。在开始的四年中，国货维持会印发传单近百万份，并创办了《国货月报》。国货维持会还多次请求中央政府发布命令，严查各种“奇装异服”。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极其严格的舆服制度。民国初期，毛料西服非常流行。国货维持会发起请愿，痛陈进口毛料打击中国丝绸业。经过游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民国服制》，“长袍马褂”成为男式常礼服之一，中式衫裙则成为唯一的女式礼服。

向来喜欢西服的孙中山也有所妥协，选择了一种类似西式军服的“中山装”。这种服装不像西服那样富于西方色彩，但不适合用传统丝绸面料制作，高档中山装仍使用毛料。在20世纪一半多时间里，这种用蓝色棉布制成的中山装成为中国男性的主流服饰。

应当承认，早期的抵货运动效果并不明显，比如1905年抵制美货，结果来自美国的进口货物反倒增长了250。这种民间自发的抵制活动更多是体现一种立场和姿态，“最重要的是，抵货运动持续提醒人们，在政府之外的中国人能把对外政策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商品来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