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即权力
1932年，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个面向本土以外地区的“BBC帝国服务”电台开播，该电台覆盖了大英帝国的短波中继站网络。正如18世纪和19世纪的印刷文化一样，广播媒体也通过概括不同人、不同地方的观念和思想，使一个充满了相距甚远的陌生人的文明社会在想象中成为可能。
在德国，1924年时全国只有10万听众，10年后就上升到500万。当时，所有德国人必须参加集体听广播活动，灌输纳粹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纳粹党上台组阁的第二天就成立了国民启蒙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部长。这位部长宣称：“收音机是最现代、最重要的大众宣传工具”；广播“必须灌输给他们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使命，没有人能摆脱”。随即，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廉价但只能收听固定几个电台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只有全波段收音机价格的30。因此，纳粹广播在很短时间里便进入德国家家户户，成为客厅的新主人。
纳粹将宣传作为一种工具，从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它的目的不在于提供思想，而是散布集体的伪善，在潜移默化中弯曲甚至折断人们的脊梁。媒介学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希特勒就承认：“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纳粹统治者不断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以激发群众的狂热。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并对日宣战；美国所有广场和学校的大喇叭前，人潮汹涌，群情激愤。与传单和报纸相比，广播是更成功的大众媒介，它是凝聚民心和战争动员的强大机器。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以广播方式向日本国民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结束战争。这是当时日本普通人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没有教堂，没有政党制度，没有教育机器，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管理精英，能像媒介系统那样成功加强民族凝聚力。”
500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即使数年后也没有几人了解真相，甚至就连哥伦布也以为自己到了印度。然而500年后，全人类几乎同时目睹了阿姆斯特朗登月。
电视出现以后，迅速代替收音机成为最基本的媒介。电视的影像传播再加上口语文化，立刻体现出相对于单纯口语和书面文字的绝对优势。这种影像霸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化趋势，人们不需要任何学习，就可以看懂影像，包括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视频节目。
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刚刚普及的电视让尼克松在年轻英俊的肯尼迪面前一败涂地。 20年后，演员出身的里根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完美的总统。有人指出，里根的成功来自他之前长期在摄像机前的精彩表演，他确实研究了美国人想象中一个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还具有将所有台词进行完美演绎的技巧。
如果说收音机曾让美国人为二战而欢呼，那么电视机则让他们为越战而愤怒。这是西方战争史上第一次让普通人通过屏幕走近——甚至“走进”战争。数以百万计士兵的双亲、兄弟姐妹和朋友，在安全的起居室里身临其境般看着激战中的士兵，以及惨烈的死亡与屠杀，这引发了人们极其广泛的不适和对战争的强烈反感。
通过报纸和收音机，官方可以将战争中杀人和被杀轻描淡写为“消灭敌人”和“壮烈牺牲”，但在真实记录的电视影像面前，无论杀人者或被杀者，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新媒体通过改变战争的呈现方式而改变了战争本身。
1968年，从美国到法国，群众游行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在当时，一个事件是否被报道或被电视直播，比它本身的内容更重要。当事件还在发生时，记者、摄影师或外部观察者的在场就已经开始对事件施加影响，有时甚至会引发新的行动。有观察家认为：“电视不仅在报道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在塑造事件方面也一样重要。世界上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而且好像都是冲着电视来的。街头抗议就是很好的电视，它们的规模甚至不需要太大，只需要有足够的人填满镜头就行。”
收音机从发明到5000万人使用，用了38年时间；电视机走过这一历程用了13年，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
很多人不知道，在电脑出现之前，人们常常根据收音机和电视机的节目来安排日常生活。与其说它们是客厅唯一的客人，不如说它们是客厅唯一的主人，甚至是统治者。这情景几乎逼真地再现了柏拉图笔下那个洞穴隐喻。
跟汽车和飞机带给人自由的感觉一样，带有调谐键的广播和电视完全满足了人类“按一下按钮就获得能力”的愿望。毫不费力地按一下电钮，或旋转一下机器上的旋钮，人们就能听到音乐、看到演讲和球赛的实况。实际上，驾驶的快感同样来自“按钮能力”的满足。
机器时代带给人类的自信是，你只需一点技能和努力，就能感到自己是宇宙的统治者。瓦尔特·本雅明说：“正如水、煤气和电从很远的地方被引入我们的房子里，我们的需要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满足，将来也会有视觉、听觉的形象提供给我们，我们只需做个手势它们就会出现或消失。”
如今，本雅明在20世纪的猜测已经变成现实。机器使人得以摆脱时间、空间和肉体的局限，人与世界发生了一种新的联系；人的智力因此达到了一种超越自身的复杂程度。
进入机器时代以后，人类的直接交流越来越多地被机器之间的交流所代替。柏拉图曾经说，一个城市的规模由能听到一个演讲者的人群数目来确定。在机器时代，这个“人群数目”已经变得难以估量；但同时，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多的人宁愿沉浸在机器带来的孤独中。
在本雅明所处的时代，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刚刚普及，同车的人面面相觑，却互不搭言。这让本雅明无限感慨。如今已是手机时代，人们不管是在车厢还是在家里，对身边的人或对面的人往往看都不看一眼；即使说话，也是对着手机说，而不是对自己面前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