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利维坦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和经济变革，更是一场社会变革，它将原有的农业社会彻底砸碎，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对人口和能源进行集中和重组，诞生了公司这个以逐利为目的的人类新组织。

公司作为极少数股东或管理者的利益共同体，其本性就是扩张。因此，公共权益和社会组织必然遭到公司的侵袭与蚕食。

霍布斯在《利维坦》开篇中，用机器来解释集体政治何以“将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而这“一个人”是机械的，排除了一切非物质的东西，比如灵魂、精神和心灵。“生命不过只是四肢的运动，开始于身体的一些重要部分，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自动机器都是人造的生命呢？因为心脏就是发条，神经就是一根根的细线，而连接点就是齿轮，给整个身体提供能动性，似乎就像造物者刻意而为之？艺术刻意模仿大自然最理性最杰出的作品——人。艺术创造了利维坦，也被称为联邦共同体或者国家，这就是人造的人。”

霍布斯写作《利维坦》的时候，机器尚不发达，他只是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怪物，谁知后来出现的机器让古代传说中的任何怪物都相形见绌。对现代人来说，国家和公司是真正的利维坦，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逃脱不了它的控制。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它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的任何一个部位。

现代社会是唯经济导向性的，在这一点上，公司与国家具有惊人的同构性。西方许多大型企业所雇用的保卫力量与警察机构相比毫不逊色，一些充满专制垄断色彩的大型家族公司甚至比国家更像国家，比帝国更像帝国。当然，一些国家也比公司更像公司——股份公司或者家族公司。

2009年，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有些国家不大，但却有很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大公司几乎就等同于国家。如2020年韩国的GDP是1.63万亿美元，而三星集团一个公司的营收就占韩国GDP的24。作为中国腾讯公司第一大股东，南非报业手中的腾讯股票市值就相当于南非2020年GDP的57。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人数超过100万，但没有一个人的股份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而这正是公司管理层所希望的，权力首先是权利生存的保证。美国孟山都公司控制了世界90的种子基因专利，有人批评说，这种失衡的权利体现在人类无法平等地获取和利用从生命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各种重要突破。

远古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农耕时期以工具为主，木制机器还比较初级和原始，官僚组织也很松散。现代社会已经从冷兵器发展到航空母舰，机器变得复杂、智能和强大，再加上庞大而又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国家终于完成了对机器权力的彻底垄断。

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宣称：“极权主义这一巨人歌利亚将被微芯片大卫打倒。我相信，比起军队，比起外交手段，比起民主国家良好愿望，通信变革将是有史以来增进人类自由的最大力量。”但现在看来，里根还是过于乐观。

罗素说，与古代帝国相比，轮船、铁路和飞机使现代政府能在遥远的地方迅速行使它们的权力。通过使用铁路、公路、电话和宣传等现代技术，现代化的专制国家比过去的农业帝国更加稳固。由于技术的发展，那些拥有庞大机械力的人如果不受任何控制，就可能自命为神。

如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互联网科技的滥用提出批判。他们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技术，不管是电报、无线电、塑料、核子、电视还是互联网，从前采用公众化公民审议的方式，而今却被日益私有化的个人主义技术官僚取而代之。

“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不同。由于彻底否定自由价值和吸收了全面战争的经验，极权主义国家对公众施加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哈耶克发现，电脑的出现极大地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力，比如军队、公司和政府。

传统社会因为技术制约而“天高皇帝远”，现代社会则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或者说现代人完全生活在政治化时代。这并不是指现代社会的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而是指现代社会里的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现代社会，一个人想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即使不能说不可能，也可以说是很难的。

现代技术不仅使人们可以更轻易地砍伐森林和捕捞鱼虾，也使战争和统治更加危险而残酷。一旦政府开始将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和潜在的嫌疑人，从警察到立法等一切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形态及运作方式都将发生微妙的变化。

美国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曾遭到FBI的长期秘密监控。虽然“水门事件”让尼克松黯然下台，但一个可怕的“被监控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互联网不仅没有受到公众的控制，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控制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它已经成了“老大哥”的一个化身。

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边沁设想了一种“圆形监狱”，在这种监狱中，每个犯人随时都受到监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扎米亚京的《我们》都设想了一个“人变成了编号的动物”的世界，一个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街上，都被国家严密监控。

1897年电话刚刚问世时，就有一位伦敦的媒体人忧心忡忡，担心“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彼此眼中的透明果冻”。

如今，现代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数字化统治”远远超出这些反乌托邦作家的想象。新技术使公民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现代人成为信息时代的透明人。所谓隐私，已经不再是人人皆有的公民权，而变成极少数人的特权。

英国一家媒体报道，奥威尔当年在伦敦创作《一九八四》的公寓外面，现在至少有30多架监控用的摄像机。

1871年，当照相机刚刚出现时，巴黎警察就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成员。如今的摄像机远比当年的照相机复杂便捷得多，而且更加智能。应该承认，对公共场所的监控大大减少了刑事犯罪的发案率，但事实上，数字化使信息更易储存、复制、传输和搜索，现代社会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过度监视状态。

如果说《机器的叛变》只是一部电影，那么《纽约时报》的这段描述足以令每个人不寒而栗——

你每次用信用卡购买的东西、订阅的每种杂志、买的每种药、去过的每个网站、收发过的每封电子邮件、得到的学校成绩、在银行的每笔存款、订过的飞机票、参加过的每个活动——所有这些交易和通信都会进入国防部所称的虚拟集中的海量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