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2）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都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甚至一度达到17。仅用了20年时间，日本就取代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罗·肯尼迪在1981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断言，日本正在确立支配地位。1989年，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言下之意，作为新兴大国，日本完全有资格对美国的霸权说“不”。

然而世事难料，1989年并没有成为日本崛起的起点，反倒成为一个终点。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日本陷入一个漫长的衰退期。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发力，借助改革开放，连续30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最高达到14.2。2005年，中国超过英国；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预计，如果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4——6的增长势头，那么在2049年人均GDP就可达到美国的一半，即45000美元，而中国GDP整体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自1949年开始全面工业化，到1999年基本走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新千年之际，中国加入WTO，外部环境更加理想，尤其是全球化的大市场，让中国成了“世界工厂”。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中国又积极投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潮，很快就从一个后发国家迎头赶上，甚至“弯道超车”，在某些技术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赶超。

从2009年到2021年，中国以高出美国数倍的增长速度继续高歌猛进，尤其是2020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的困境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哀鸿遍野，而中国依然保持了难得的正增长，中国GDP总量实现了百万亿的历史性突破，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如果从很多年后回望2020年，能被人们想起的或许不是可怕的疫情，而是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一系列不睦。这种景象将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很难预测。

或许从一开始，“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属于西方思维。用亨廷顿的话说，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与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国家关系中，古代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也是陌生的。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就深受战争之苦，尤其是“冷战”让世界滑落到末日的边缘。相对而言，中国对近现代史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前半部分是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的屈辱史，后半部分则是奋发图强、“大国崛起”的豪迈史。

改革开放40多年，受益于“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和平红利”等因素，中国经济飞速跃进，中国在国家力量方面迅速崛起，中国人在国际活动中扬眉吐气，信心大长。由此而来的，既有来自第三世界的惊叹和羡慕，也有在美国等西方世界流传的“中国威胁论”。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普遍焦虑。

事实上，中国一直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和“军事霸权”坚决反对，中国追求的是一个多种力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多极世界”。无论如何，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国际秩序正面临自苏联解体以来最显著的一场变革。至于这场变革是否会激化为一场战争或冷战，引发许多政治学家的猜想。

黑格尔曾说：“世界上真正的悲剧，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冲突，而是两种正确之间的冲突。”对于两个拥有大量核武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大国来说，战争不仅意味着两个文明国家的毁灭，也意味着地球和人类的浩劫。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既然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那么从美国到中国的权力转移中，就很可能发生冲突，甚至是武装冲突。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现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这是西方习惯思维在亨廷顿思想里一次并无新意的重现。

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欧洲史并非世界史，“修昔底德陷阱”

也不是必然的。历史没有剧本，历史从来不会按照人们预设的方向发展。

2022年突然爆发的俄乌冲突一举改变了大国冲突的固有形态，这在世界政治军事发展史上也具有分水岭意义，必将极大地改变本世纪的大国关系、冲突模式、地缘政治乃至世界秩序的构建，而且会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的分水岭。对中国和西方来说，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仅仅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是不够的，更要学会创造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