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民主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点石成金的迈达斯，他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也变成了金人。“迈达斯诅咒”已经成为现代机器体系的主要特征：无论什么，最终都将变成机器体系的一部分。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用机器将自然资源转换成产品。事实上，机器并不是技术的副产品，人们发明和使用机器甚至不是为了获得效率，而是为了支配。相对而言，支配或者奴役一个没有感情和思想的机器，更加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器应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的象征。

如果说19世纪的机器驯化出了无数生产者，那么20世纪被机器驯化的，则是无数消费者。

现代人常常喜欢用当下的眼光看历史，比如描述古人的日常生活和消费。实际上，在古代农耕条件下，每个家庭都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真正的消费很少，大不了买一点盐巴或铁器，而盐铁很早就被国家垄断了。

当然，也不能说古代没有消费，只是古代的消费属于少数权贵的特权。在手工条件下，生产率低下，手工制品大多属于奢侈品。

总的来说，古代的消费大概类似当下的私人飞机一样，跟普通大众没有关系。举个例子，在18世纪的法国，大概只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消费者，那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只有他享受得起裁缝的服务。

“消费”一词作为汉语，最早出现在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中，是说奢侈品生产“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毁败成功，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皆宜禁者也”。可见在古代，“消费”是被谴责的行为，消费就是浪费。

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因为机器以极其低廉的成本生产出了大量消费品，人们不再自己制作，变成购买，消费就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

英国是最早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国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最早出现了消费热潮。当时，机器突然制造出大量的服装鞋帽、家具器皿和书报杂志，面对物质的丰裕，英国人既感到惊奇，也为之焦虑。

1829年，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将他身处的“现代”称为“机械时代”和“机器时代”。他在一篇名为《时代的征兆》的短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忍不住要用的不是英雄时代、虔诚时代、哲学时代或道德时代，而是机械时代。这是一个机器的时代，无论从字面，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是如此。如今没有一件东西是直接做成或手工做成，一切都是通过一定规则和计算好的机械装置来完成的。

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一模一样的新东西，每一个都可以随时更换，这让人很快就感到厌倦。

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机器制品都是手工制品无法与之相比的，但也很难让人珍惜。某种意义上来说，消费是机器的重要副产品。许多消费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人们购买它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对新东西的期待。一旦这种心理得到满足，商品本身便失去了价值。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绝大多数人都在贫困和愚昧中度过一生。今天被人们视为历史遗物的那些所谓“文物”，诸如陶器、漆器、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大都是国王、皇帝或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而普通人与这些奢侈品无缘。绝大多数平民一辈子挑水耕田，粗茶淡饭，住在土房子里，家徒四壁，只有几件极其简陋的木器，苟活一生，生前不名一文，死后什么都不会留下。

机器社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工业革命即使没有让所有人都享受到以前帝王将相那样的荣光，起码让他们过上了干净、舒适的生活，拥有许多有用无用的器具。

虽然机器制作的最好的瓷器，也赶不上传统手工工匠作品的完美程度，但标准化的机器一视同仁，将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产品带给了普罗大众，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优质的生活。穷人也可以得到明亮的电灯照明，可以享受远程旅行的便捷。

在这里，技术和创造力可以部分地抵消金钱的力量，把富人所享受的东西转移过来。进入现代以来，医疗设备、建筑桥梁、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对大多数人生活的改善之功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正如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所说：“有些社会组织曾把大多数人当作上足肥料的土地来使用，以便让一种细巧、精致的文化绽开稀有的、优雅的花朵。对我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消亡并非憾事。”

现代教育让每个人都经过学校培训，知识得到普及和扩散，出现了无数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化学家，他们制造出了机器、电报、飞机、塑料和电子产品。这大大丰富和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

就以电灯的普及这一点来说，占最多数的穷人从中获得的益处，要远远大于占少数的富人。

“对农艺来说，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对历史来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 机器时代的到来，使大多数商品实现了大量生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往日的奢侈品变成如今的日用品，在物质消费层面实现了一个民主社会。过去的穷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如今穷人和富人使用相似的汽车、手机，享用相同的飞机、高铁、公路和互联网，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今天的奢侈品仅限于无关日常所需的名酒、珠宝、豪车之类。

进入现代社会后，哪怕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一个穷人所用的灯泡与一个富人所用的豪华吊灯也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今天一个穷人拥有的许多东西，是古代帝王也难以享受的，这是前机器时代的人们不可想象的。

1965年11月15日，当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后，《纽约时报》评论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机器的反抗情绪。我们都因为重新发现不需要电源插头就能使用的东西而高兴不已，这些东西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去，尤其是那无比奇妙的蜡烛。当得知那些我们真心不喜欢，并且怀疑那些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型计算机大量闲置无用，而古老的转笔刀却能照旧使用时，有那么一刻，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想象。蜡烛和转笔刀在短暂的停电时间里的确很美好，但时间再长一点，人们就受不了了。没有电，就不能运送上下班的人群，不能为房间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为依赖现代科技生活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和生活必需品。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一个故事：埃及国王只剩下六年的寿命，他就在每天晚上点起灯，把夜晚变成了白天，在短短六年里活出了十二年的长度。如今的电力技术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埃及国王的奢侈，并把它变成理所当然。

1820年，身体向来康健的嘉庆皇帝因为一场中暑引起别的疾病而猝然驾崩； 1836年，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家、59岁的内森·罗斯柴尔德死于普通的炎症感染。今天，随便一家药店、诊所都可以买到消除感染的抗生素。

毫无疑问，“理性乐观派”构成现代社会的主流，人们相信历史总是前进的，现在是最好的年代。从石器时代到蒸汽机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技术和机器的进步使人类的生活越变越好。即使免不了天灾人祸，但将来仍然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现代的繁荣源自对人的解放，每个人都得以释放出自己最大的能力，交换和专业分工创造出了加速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集体大脑。全球化的本质是全体人类的生活同质化，工业化的本质是大批量快速复制，这都是传统手工时代所不可想象的。

机器的高效曾让亚当·斯密惊叹：公主的丝袜被女工们享受到了。民主不仅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消费的民主必然会促进文化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用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话说，“一个社会中公民的生活水准若上升，那么这一社会就更可能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而生活水准如果停滞不前，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向相反方向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