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奥斯威辛之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就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所谓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无一例外地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

因此，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财富爆炸，也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同时，也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风格也由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人们甚至可以用经济学的眼光来重新解读历史。

进入20世纪后半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们都认为现代化就是技术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技术的历史，人类是一种对技术成瘾的动物。

有一种看法认为，所有技术都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技术没有善恶之分。但问题是，人们热衷技术，却不愿对技术的应用进行道德评判。

如果说人类的进步体现在技术进步上，那么技术所产生的罪恶，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罪恶。技术增强的常常是人的社会能力，不是个人能力，或者说，大多数机器都是反个人主义的，这在实际应用中必然会削弱个人的价值。有了万能的机器，个人就不再重要了，所有人都必须跟别人一样，接受机器的规训。

每天跟各种机器打交道的现代人常常忘记一件事，即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或者机器，而机器正是作为一种权威和命令的象征被人们所接受的；人们接受了机器，就必须接受机器制定的规则。机器不仅设置了社会和文化，也设置了政治和历史。

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铁路、轮船、飞机、电话等这些现代工具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国家权力。随着社会财富的货币化和金融票据化，国家权力可以更加轻易地进行掠夺，而政治的进步总是比技术的进步慢半拍。

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那么苍白无力。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强调，最重要的是警惕“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

有学者估计，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相比19世纪，整个20世纪人均能量增长了1倍，城市面积增加了3倍，战争能力提高了4倍，信息技术提高了7倍。从20世纪开始，民族主义超越一切成为全人类的宗教。在这个机器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人类的救命稻草。

从技术上来说，或许是冷酷无情的福特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作为两个著名的反犹太主义者，亨利·福特与阿道夫·希特勒惺惺相惜，只是后者走得更远。

希特勒“成功”的秘诀，就是通过控制宣传机器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控制了整个国家。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机器塑造了“群众”这个权力景观，“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群氓”既是现代国家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也是其直接结果。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加速度越来越快。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用了200多年的尝试与挣扎，后起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的短短50年中就迅速崛起。

现代工业不仅制造出了纺织机和拖拉机，也制造出有史以来数量最多、效率最高，也最可怕的杀人机器；“一个曾受专门技术训练的寡头政治集团，由于控制了飞机、战舰、电站以及摩托运输工具等等，就有可能建立几乎无需笼络人民的独裁政权。”

同时，机器大生产导致了资本集中和人员集中，这为资本主义与集权主义搭好了一个现成的舞台。某种意义上来说，流水线的工厂就是工业军事化。在这里，纪律就是一切。

人类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换言之，个体化是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讽刺的是，个体的启蒙与解放往往被国家机器所消解，从而走向反个体的群氓主义。

魔鬼不是上帝的对立面，它只是上帝的卑劣、恶毒的模仿者。正是这个产生过谷登堡、马丁·路德、康德、歌德、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的伟大民族，在希特勒的带领下，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也几乎一样，整个国家如同一台机器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如果细究起来，这或许与普鲁士时代的国家教育模式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国家教育的本质并不关注人的灵魂，而是重在培养能够胜任各种技术工作的“劳动力产品”。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为第三帝国崛起的庆典。帝国摄影师莱妮·里芬斯塔尔用《奥林匹亚》和《意志的胜利》证明了一件事——电影可以用视觉符号来控制人们的眼睛，从而传达一种貌似完美且不可抗拒的权力意志。

作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尼采预言了一个漫长的悲剧时代。专制与独裁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常常是战争的原因。

希特勒创造了奥斯威辛，而新技术的应用——批量生产枪炮、坦克甚至带刺铁丝网——使得建立集中营成为可能。

集中营制度显示了现代工业体系极其可怕的一面。这让人想起本雅明的嘲讽：“所有关于文明的记录也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在奥斯威辛，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妇女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儿童由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杀人变得如此高效，就像流水线作业。操作的人做的只是按一个按钮或者开一个阀门，他们不过是屠杀流水线中的一个小环节，这些环节组织起来，就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屠杀工业。

奥斯威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厄塞尔说，他至今都想不明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遵纪守法的公民，怎么会在白天用机枪扫射数以百计的儿童及其父母，然后晚上欣赏席勒的诗和巴赫的音乐？

德国铁路部门照样向犹太人收取到奥斯威辛的三等座单程票价，犹太儿童半票，4岁以下免费。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领跑者，IBM不惜制造“雅利安”身份，以专门设计并持续更新的霍尔瑞斯穿孔卡系统，帮助希特勒加速了屠杀进程。

犹太社会学家鲍曼指出，纳粹大屠杀与现代工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军队赋予它精确、纪律和冷酷，而工业则体现在节约、高效与管理，最后，希特勒为它添上了“理想主义的使命感”。

奥斯威辛其实是现代工厂体系在现实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数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排期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落后国家可能会嫉妒的廉洁而又高效的官僚体制，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

现代人常常用行动的理性标准来取代道德评价。在严格的分工下，那些进行大屠杀的技术专家们扮演着毁灭机器中的齿轮角色，他们的工作是制造、运送、维护和处理。在他们眼里，屠杀的每一个环节只是技术问题和工艺问题，关键是做好本职工作。

正如美国西部联合公司总裁杰·古尔德所说：“我可以雇用一半工人去杀死另外一半工人。”在管理大师泰勒看来，现代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机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工作”。某种程度上来说，集中营是对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最“成功”运用。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入口，有一句著名的标语：“工作带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