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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独特的青铜文明(2)

玉琮就更相同了,除一件外,皆为素面玉琮,与江南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相似,与中原商代玉琮相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器,有一部分与中原夏代和商代的玉器相同,这足以表明它们之间有着文化上的联系。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大约与商代殷墟时代相同或略早,其所出的玉戈、玉琮、有领玉环与殷墟妇好墓中所出器物相同。这是很好理解的。可是,玉牙璋的出现,就颇难理解了。

根据考古发现,玉牙璋盛行于夏代,而商代是基本不用玉牙璋的。因为中原地区见于商代墓葬的玉牙璋迄今只发现一件,出土于郑州二里冈,被认为是商代早期遗物;其实那件玉牙璋完全有可能是商人打败夏人所获得的战利品。

那么,商代中原地区已经绝迹的玉牙璋,为何又在商代晚期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存在呢?

曾任教于四川大学的香港著名考古学家杨建芳教授,精于玉器研究。他在《早期蜀国玉雕——商代方国玉器研究之一》一文中对此做了三种解释:

解释之一: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年代早于祭祀坑,亦即是更早时期遗留下来而被继续使用的玉礼器。如果考虑到上述有纹饰的玉琮,则这种解释似乎不无道理。

解释之二:三星堆玉牙璋的年代与祭祀坑相当。其所以在中原已经绝迹而在蜀国流行,是因为牙璋作为一种重要礼器,其使用体现部分中原礼制的实施。中原礼制传播至蜀国并为统治者接受而奉行,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牙璋在中原式微却在蜀国方兴未艾,是“礼失求诸于野”的写照。

解释之三: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较多,形制不一,年代也应有别。其中形制接近中原玉牙璋,年代约当夏代,是由中原传播过去的。另一类是前面提到过的蜀式牙璋,年代与祭祀坑相当。换言之,夏代或商代早期,中原牙璋传播到蜀地,一直流行到商代晚期。在此漫长过程中,蜀国玉工也在不断仿造玉牙璋。因此,中原式和蜀式牙璋共存于祭祀坑内。

应该说,上述三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然给人留下许多困惑:

邻近夏王朝核心地区的商人和周人为什么不使用玉牙璋?

隔着商族、周族活动地域的蜀人为什么会继承夏人的这一文化因素?

玉牙璋这种器物是怎么传播到蜀地的?

显然,无论采用哪种解释,都只能说明三星堆祭祀坑文化内涵的复杂性——这也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之一。

三星堆青铜文明除了青铜器,还出土了不少的陶器。

与青铜器一样,这些陶器也带有“四不像”的特征。

考古发掘者将三星堆遗址的遗物分为四期,这四期陶器的存在和变化,足以暴露出隐藏于古史之中的玄机。

第一期的陶器自然是先辈,第二期的陶器却与之有着较大的区别,在质地、陶色、器型、纹饰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只是在文化因素上还有少量的传承。

第二期的陶器不似前辈文化,却与千里之外的鄂西地区某青铜文明的陶器大同小异,以至于位于江汉的白庙文化被许多考古学家归入三星堆文化类型——因为两者的器型太相似了。

第三期的陶器基本上继承了第二期陶器的文化特征,有少量的新器型出现。这显然是第二期陶器文化的延续期。

第四期的陶器又有变化,在继承第三期陶器文化特征的同时,有较多的新文化因素产生。

通过对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粗略比对,我们发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大多与中原殷商青铜容器相似;

三星堆遗址中第二期陶器形制与江汉的鄂西文化中的陶器大同小异。

三星堆玉器中的礼器,玉琮与良渚文化相似,牙璋与夏文化牙璋相同,其形制完全与中原夏商同类玉器相同或基本相同。

以上几点均表明,位处西部的三星堆文明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文明,而是一个与东部地区的文明有着密切联系的青铜文明。

二、既原始又进步的冶铸技术

三星堆青铜文明是一个独特的青铜文明,还在于它的青铜冶铸技术富有特色。

人们初次接触三星堆青铜器时,除了惊讶青铜器奇特的造型,还会对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三星堆博物馆大厅里,时常能够听到游客向讲解员提出这类问题:三星堆青铜制造技术究竟怎样,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是否有些特别的地方?

每一个见到三星堆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的人,对于这些体量巨大的青铜雕塑、众多的青铜器物,很难不会始而震撼,继而入迷:这些青铜雕塑、青铜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想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上述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原因很简单。由于早期青铜雕塑在国内没有可比性,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雕塑制造工艺,根本就无法与国内其他青铜文明做比对。所以,至今依然难有定论,留给世人的依然只是神秘之感。

那些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出土后,经过清洗,有些器物依然闪闪发光;大青铜人像所着的袍服后摆上的纹饰仍十分清晰;大量的青铜人头像保持了相当的光洁度;那些小型雕像及柱形器上的爬龙形象生动、造型准确;那些线条婉转流畅、虚实结合的龙凤形饰件,更是处处流露出非凡的创造灵气。

但是,那些青铜雕塑的艺术水平却令人难以恭维:人物没有表情和个性特征,一律显得空漠和呆板;形如长桶状的人物躯体,缺乏人体的形体美感。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工艺美术是脱节的。

准确地说,青铜人物像空漠和略为呆板的形象,是基于三星堆人的宗教信仰和与之带来的审美情趣所为,而非技术的限制所致。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不能不说是有相当难度的。

要将巨大的青铜人像造成,最好的办法是浇铸成型。三星堆青铜器正是采用了浇铸成型的办法——青铜头像中遗留的泥芯及红沙石碎末显然暴露了这个秘密。

三星堆的大型青铜人像体量如此巨大,身体部位又多,要一次浇铸成型是绝无可能的,因而它是采用分铸法和浑铸法铸造的。分铸法,即先铸器身,再在其上造范、浇铸附件;浑铸法,即多范合铸的方法。也就是说,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铸造,先采用分铸法,将铜像的头、躯干、四肢、方座、四花瓣分别铸造出来;然后再采用浑铸法,将分别铸造出来的青铜部件合铸而成。

分铸法和浑铸法的同时使用,决定了铸造工艺和铸造程序较之一次浇铸成型的铸造方法要复杂得多。

青铜人像的细部表现,其所采用的方法类似于青铜器的纹饰塑造方法。

三星堆青铜器还采用了焊、铆技术。比如大型青铜人像面具,其耳朵是采用焊接的方法连接在脸颊上的。这样的焊铆技术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同样的铜焊、锡焊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广泛应用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事了。

从三星堆青铜器上的纹饰和装饰的圆润及造型的饱满,可以看出青铜器的制造过程中,对铜液的充型能力的把握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制范、浇铸方式、浇铸工艺、温度控制等方面,均显示出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技术。

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也很有特点。它的造型艺术既有比较原始的成分,又有相当进步的成分。

较原始的成分,是因为有些青铜器造型缺乏体积感和透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