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华文明的先声（2）

二、城市的萌芽与成型

凌家滩遗址这一完整聚落的发现，让考古学家感到欢喜和欣慰。

令考古学家感到欢喜的是，由此而获得凌家滩先民生活方面各个环节的信息，尤其是对遗址的布局、建筑形式、饮食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凌家滩先民不仅能够制造、拥有大量玉石器，还发展了稻作农业，捕猎或饲养猪、鹿、鸟禽等多种动物，有着丰富的食物品种。

令考古学家感到欣慰的是，凌家滩聚落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凌家滩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及其人口数量、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差异等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为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革命”发生时期提供了新的视野。

凌家滩聚落虽然距离城市的定义还有一段距离，但却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处于城市出现的萌芽阶段。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凌家滩中心聚落的壕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大型公共工程，营建这样的壕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光挖沟的土方量就达数十万立方米，这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十分罕见。若非凌家滩聚落处于相当高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围壕是难以挖掘成的。

我们从中心聚落的大型围壕、众星捧月的聚落格局，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凌家滩人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实力，而且已具备一定的权力号召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基本具备行政管理能力。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城市的出现绝不会令人惊异。

初期的城市，是从城堡演变而来的，而城堡又是从中心聚落延伸演变而成的。江汉地区的城堡，可能以屈家岭文化出现的时间最早。

屈家岭文化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豫南，南抵洞庭湖区并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目前已发现数处城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圆形城址，可能是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古城址。根据考古发掘探测到的碳-14数据，城头山古城最早所筑的城墙，距今约6000年。古城共经历过四次筑城墙，现发掘出的古城城墙年代距今4800年。

城头山古城是一个简单的城堡，直径约310米，外侧有护城河。这种圆形城址是最老的古城形制，是从圆形围壕包围的聚落演变而成。城址内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红烧土居住面、木骨泥墙或直接用黏土混合烧土渣垒成的墙壁。房屋既有单间的，也有套间或各开屋门的双间屋。

在城头山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除了发现城垣、城门设施、环城壕、护城河，还在城内发现了从汤家岗、大溪到屈家岭等不同文化时期的大片台基式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的氏族墓群、保存完好的中国最大型祭坛和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水稻田。在城垣外坡大溪文化早中期壕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100多种动物骨骸和植物籽实、竹苇编织物、船桨、船艄、大批卯榫结构的木构件和陶、木、石等遗物。此时，宗教意识开始萌芽，并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建房过程中，出现了把整头猪、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牺牲的现象。

湖南常德屈家岭文化古城城址，城郭呈圆形，城垣尚存，残高2—3米，基宽25—37米，外侧有护城河。这正是中国早期城堡的形制，由圆形壕沟围绕的聚落边缘筑城墙直接发展而来。城墙下有着巨大的壕沟及架设的木桥，在壕沟淤泥中发现完整的木桨及榫卯结构的木部件，以及稻谷、豆类、硬壳果类等数十种农作物籽实和象、猪、牛等动物遗骸20多种。

被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下面的大溪文化时代的巨大壕沟，表明其原先是一个圆形的中心聚落的围壕，这一聚落结构形式应该跟凌家滩中心聚落相仿。在原来的圆形围壕聚落的基础上建成城址，是古代中华大地上顺理成章的事，可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屈家岭文化城堡的相继出现，表明当时的武装劫掠盛行，人们需要筑城和壕沟来自保。社会多余的财富出现了，才能引起旁人的觊觎。而武装劫掠的最终结果，必然演化成战争。

屈家岭文化的财富状况，可以从墓葬随葬品中“管中窥豹”。成年死者多采用土坑葬，儿童用瓮棺葬。安乡划城岗遗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两区，居首并列的三座墓各有随葬品数十件，包括朱绘陶器、朱绘卷云纹石钺等，墓主应该是氏族中的上层人物。

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时期剩余财富确实已出现，贫富已经分化，但还未达到惊人的程度。

文明的几大要素，还未聚齐。屈家岭文化还处在文明的门槛外。

中原地区，历来是我国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重点关注地区。城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引人瞩目。

这个地区的古城经历了一个由围壕聚落——圆形城堡——方形城堡的基本演变过程。至于并列双城、随形城，都是偶尔一见。

与江汉地区古城的发生情况相似，中原地区的最初古城也是从围壕中心聚落发展而来的。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典型的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它有圆形壕沟护卫，也筑有木桥。

仰韶文化晚期，城堡开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