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来

相传在东汉时，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经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明亮有光。汉明帝醒后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这是西方的一种神灵，叫“佛”。汉明帝于是遣使到了天竺，问清了佛法的来历，并带回了佛陀的画像。

后人又根据这个传说，将最早到达中国的印度僧人定为摄摩腾和竺法兰，认为给汉明帝解梦的人是东汉文学家傅毅。

根据传说，当傅毅回答之后，汉明帝就派遣郎中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寻找佛法。汉朝的使者遇到了两位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正在天竺的附庸小国游历，于是跟随汉朝使者来到了中原大地的洛阳。

著名的白马寺位于汉魏时期首都洛阳城西，据传就是汉明帝为了两个僧人所建，它也是中国第一座寺庙。而两人携带和翻译的经书中，只有一本流传了下来，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靠，但在汉明帝时，佛法的传入却已经是事实。公元65年（永平八年），汉明帝下令天下死罪都可以通过进献丝绸赎罪，楚王刘英立刻响应，贡献了30匹丝绸，作为对自己未来可能犯的罪过的赎金。汉明帝立刻写了诏令，表示刘英除了喜欢黄老之言，还喜欢建浮屠祠（即佛寺），斋戒过三个月，哪里有什么罪过？

事实上，刘英一直喜好黄老之术，只是同时对佛教感兴趣。但即便如此，他所在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地区，还是成了一个佛教中心。到了公元193年（初平四年），军阀笮融在徐州负责漕运，将广陵、彭城等地的漕运私吞，用这些钱大起佛寺，用铜镀金做成佛像，穿上锦缎彩衣，巨大的佛寺可以容纳三千余人。在举行浴佛仪式时，笮融要同时供养上万人吃饭，花费更是上亿钱。

东汉末年，事实上信奉佛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比如汉桓帝就喜欢祭祀各路神仙，同时祭拜佛陀和老子。这件事对道教没什么影响，却起到了宣传佛教的作用，于是民间开始有人供奉，到后来逐渐大行其道。

佛教的兴盛还和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代哲学的主要流派是一种称为儒教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虽然号称是从东周的儒家脱胎而来，但事实上却是一种新的信仰，和儒家相比，儒教采纳了许多阴阳五行的教条，产生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体的“小宇宙”、社会的“中宇宙”和以“天”为代表的“大宇宙”都是合一的，所有“大宇宙”的规律，对于社会和人也同样成立。所以，人类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小宇宙”服从“大宇宙”，让“天”感到满意，与“天”的规律相重合。

皇帝作为“天”派到地上的代表，拥有着无上的权威，所以，人们服从于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套理论又通过汉武帝时期创造的学校系统和选官系统强行压给了社会，使得汉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朝代。整个社会不提倡独立思考，只强调服从。这种压抑的状态到了东汉末年，终于导致了巨大的反抗。

在反抗中，最著名的就是诞生了魏晋时期的玄学。玄学针对汉朝主流思想只提倡服从，不提倡思考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反驳，专门强调人必须首先怀疑一切，通过自己的思索，再来决定应该相信什么。怀疑一切，就是强调“无”这个概念。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更是认为，世界就是从“无”中来的，所以“无”才是世界的本源，这也就否定了汉代的那个无所不能的“天”。

玄学对于“无”的强调，事实上给佛教留下了进入中国的空间。佛教强调的是一个“空”字，这里的“空”和“无”虽然并不相同，却是相似的概念，因此到了三国和两晋南北朝时期，那些谈玄的人大都采纳了佛教的许多概念，这导致了佛教成为中国文人言谈的时尚话语，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另外，佛教传播初期，也有意识地与中国的道教靠拢。汉代末年也是道教的形成时期，最著名的莫过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这两个道会门。这些道会门都是组织化的，拥有着大量的信众，并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佛教也是组织化的，需要信众，它们借助着与道教类似的手段进行传播，起到了普及作用。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一个条件，在于印度对西域和东南亚影响的加强，以及东南亚海道的开拓。

这一切还有赖于贵霜王朝的帮助。贵霜进入印度，也将佛教带到了中亚地区，随后佛教传入西域，为进入中国准备了条件。

与此同时，贵霜王朝在印度的存在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它的征服逼迫北印度的一部分人民进入了南印度，并迫使南印度人进入海上，来到了东南亚。虽然在西汉时期，皇帝就曾经派人到达过南海，但直到东南亚皈依了佛教或者印度教，印度僧人们从海上来到中国，才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三国时期到西晋，位于今天柬埔寨一带的扶南王朝频繁地来到汉地朝贡，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林邑也分别向交州和西晋派遣了使团。

与使团同时到来的，还有大批的僧人。从汉桓帝初年开始，西域的僧人就和汉地有了接触。最早到达的僧人中，有一位叫安世高的人，他被称为“中国佛教第一人”，也开启了佛教的译经事业。当时的中国人习惯给外国人的名字加上一个区分地域的姓，安世高的“安”就表明他来自安息（即帕提亚帝国），传说他是安息国太子，这一点已经无法考证了。安世高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文翻译方面，虽然他的译文质量并不高，却由于开创性而被人们记住。

安世高还带来了另一个传统：佛教徒的游历。汉朝统治者对百姓的管理倾向于将后者固定在土地上，不希望他们四处游荡成为流民。然而，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却要求人们四处游历，僧人们穿梭于不同的寺庙，将各地的先进文化都学到，同时将那些错误的理论驳倒，赢得属于自己的声誉。外来的僧人们把游历的习惯带到了汉地，将汉地的户籍管理方式打破了。从此，中国人特别是佛教徒也有了游历的习惯，这为促进社会哲学的发展和打破政府桎梏创造了必要条件。

安世高本人就曾经在全中国游历，甚至到达了南方的广州等地。虽然并没有明确记载他知道海外的道路，但作为安息（波斯）人，加之广州可能存在波斯商人，表明安世高去往广州也许并非一时起意。

事实上，南方的海道一直对僧人是畅通的，特别到了三国时期，东吴经营江东时，更是必须靠海路与外界交通，促进了海路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法显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南海道，并选择这条道路回国。

安世高之后，大量的外来僧人进入了汉地，于是中国的佛教时代真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