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外贸

由于宋代的海上贸易发达，海外经商也成了宋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小说集《夷坚志》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此类故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人对于海外的想象和关注点。

首先，海外贸易是可以发财的，于是那些商人（被称为“海客”）往往是以富商大贾的面貌出现的，他们腰缠万贯，有的赚了千万，有的赚了数亿。

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在于他们出海到了国外，去接触到了那些奇特的地方和奇特的财物。于是这些富商大贾导致了宋人对于海外的想象也异常丰富。

宋朝出口的大都是工业品，比如瓷器、丝绸等，而进口的却大都是产于各地的奇珍异宝，于是，如何发现宝贝成了宋代商贾生财的主题之一。

比如，一个叫张愿的商人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他偶尔漂到了一个海岛上，砍了十根竹子，在海上用掉了九根，还剩一根带了回来。不想在港口上却被一群日本人（倭客）和南方的黑人（昆仑奴）围住，要求他把这根竹子卖给他们。张愿一开始出价两千缗，对方毫不还价，他又加价到五千缗，对方还是一口答应。张愿把竹子卖掉之后，才知道这是所谓的宝伽山聚宝竹，只要放在水中，宝物就自动聚集。这根竹子就像蒲松龄笔下那双善于发现宝物的眼睛一样，寄托了宋人对奇珍异宝的渴望。

除了宝物，海外的奇风异俗也成了宋人想象的对象。

比如，金陵商人富小二就经历了一场奇特的遭遇。南宋前期的绍兴年间，富小二随船出海，碰到了大风浪。船沉了，他抱着桅杆漂到了一个海岛。这个岛上是由一种类似猩猩的动物占据的，它们披着很长的毛发，却又有人类的感情，说话声音像鸟叫，略微可懂，每天以吃生的果实为生。富小二在岛上被猩猩们囚禁在山洞里，洞口用大石头封上，再派猩猩把守起来。不过，除了没有自由，猩猩们对富小二还是很友好的，甚至给他介绍了一个母猩猩成亲，生了一个儿子。当儿子出生后，富小二被允许在岛上自由活动，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一艘船，带着儿子登上了船，回到了国内。

在东南亚海道上一直有裸人国和女人国的传说，其中裸人国确有所指，因为在安达曼等群岛上，人们是不穿衣服或者只有少量遮盖的。显然，富小二的故事就是由这些岛屿的传说，加上中国人的想象附会而成的，却表现了宋人对海外的认知。

与富小二遭遇相同的还有富商杨二郎，他的遭遇更带有神话色彩，也是在船只失事后到了一个海岛，只是这个海岛上已经不是猩猩，而是一种类似于妖魔的人形裸体生物，其首领被称为“鬼国母”。鬼国母甚至可以受到天上仙人的邀请去参加宴会，直到有一次将杨二郎也带去了，杨二郎于是乘机逃离了鬼国母的控制，回到了家人身边。

这些故事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海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们对大海的恐惧。大海是反复无常的，一个浪头就足以决定人的命运。不管是富小二还是杨二郎，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在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这也表明，那些所谓的财富是多么的脆弱。

到底是什么支配力量，决定了某个人应该去世，而某个人却可以活下去？答案是：神灵。于是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有萨满教特征的各种自然神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也都保留了下来，不管是澳门的妈祖庙，还是潮汕的三山国王，都是人们对自然崇拜的证明。

宋代时，人们只要出海，也必须对这些神灵进行祷告，献上自己的礼物，祈求平安。如果不这么做，就要受到惩罚。就算是皇帝的官员也无法逃脱。

一个叫赵士藻的人曾经担任过代理广东东南道税官，在离职后，跟随另两个官员刘令和孙尉包了一条船。他们不是去做生意，而是通过海路回临安。按照当地的习俗，不管什么原因出海都应该去一个叫广利王庙的地方祭拜。赵士藻本来是想去的，但另两人不想去，最终三人都没有拜。于是三人的命运就有了区别，在乘船时他们遇到了一条黑龙，激起的巨浪将船弄沉了。赵士藻由于动过祭拜的念头，活了下来，其余的人却都死了，包括赵士藻的妻子都没有幸免。这说明，即便是官员，在海洋面前也并没有享受特权，海外的主宰不是皇帝，而是更加恐怖的自然界神灵。

不仅官员，再富有的人，他的财富也仅仅是命运给他的，而命运也可以随时将财富收回。比如泉州杨客积攒了两亿的财富，他也知道敬畏大自然，每次出现风浪，都会指天立誓向神灵做出许诺，可是一旦危险过去了，他就把事情忘记了。

最后一次，他想干一票大的就回去养老，但是在临安却遭遇了火灾，平生财富付之一炬，他也凄凉地自杀了。他曾经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最终却证明了时人的观念，这些财富只不过是神灵暂时给他的，随时可以收回。

在海上进行贸易活动时，也有许多规矩，比如其中一条就是：快死的人必须及时送走，不能死在船上。当有人快死时，其他人就必须找一片陆地或者荒岛，将他放下，留一些米菜、灯烛和药品，给他搭一个茅棚送进去，任其自生自灭。一个叫余观音的人就这样被送上了岸，但由于他笃信观音，得到了神灵的照顾，最终痊愈了。这也说明，人们认为只有相信神灵，才能得救。

另外，丈夫出海之后，常常一两年不回家，在家的妻子到底如何生活，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叫王彦太的人就向人们展示了商人的贞操观念。当他出海后，妻子在家被一个妖魅缠上了，不得不委身于他。王彦太回来后，将妖魅赶走，并不以妻子的失身为意，反而相待如初，毫不在意。

南宋时代，由于北宋末年的“汴京之耻”，许多赵氏皇家的女子被金人带走，强迫嫁给了蛮族，这导致宋朝社会舆论出现了极大的反弹，更加强调贞操观念，提倡三从四德，饿死也不能失节。但在商人们看来，这一切道德观念并不实用。他们不像士大夫那样在乎女人的贞操，反而更看重女人的持家能力。因为男人长期出海之后，家中的一切都要女人负责。

最后，还有一种极端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海外贸易的风险不仅仅在于大自然或者外族人，还在于同一艘船上的水手。由于利润丰厚，水手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又该如何对待呢？

虽然市舶司可以管理这一类的案件，但是船上发生的事情，在港口的官员们是很难侦查出真相来的，这时，人们就只能求助于“鬼”了。《夷坚志》记载的王元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王元懋年少时当过僧侣，跟随师父学会了东南亚的语言，还俗后成了海商，甚至娶了占城国王的女儿。回到国内后，他成为巨富并与官员结了姻亲。

有一次，他组织了一次出海经商活动，但自己没有去，而是叫一个吴大的人当负责人。十年后船队回来，经过惠州罗浮山时，还是出事了。由于船队的利润达到了数十倍，船上两个水手带头杀掉了一半多的人，带着剩下的人回到了泉州。王元懋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却选择了隐瞒，因为一旦被官府知道发生了血案，那么货物会被没收。

但随后，一个险些被杀的水手奇迹般逃脱了，并且回到了家乡，导致事情败露。但王元懋还是得到了当地官员庇护，其中就包括泉州市舶司的头目们。

最后的正义姗姗来迟，是靠着那些死去的鬼魂将凶手抓住，送给官府绳之以法。王元懋也被鬼魂索取了性命。

这个故事说明，在海上，政府的法律已经很难执行，即便有犯罪行为，政府也很难查明真相，更不可能做出相应的惩罚。在海上，人们有自己的规矩，而这一点却是中央政府最害怕的。他们害怕一个自治性的团体产生。如果人们想要自己立法，那么政府宁肯禁止出海，也不想丧失管理权。

宋代的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容忍他们，但到了明代和清代，进入更为集权的社会后，皇帝就不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了。于是，海商在政府眼中就变成了海盗，成了政府的打击对象。事实上，所谓海盗，有时不过是一些人因为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满足，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贸易权和生存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