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阻的俄国使者
公元1803年，俄罗斯恰好是野心勃勃、虔诚又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在当时，法国的拿破仑已经崛起，整个欧洲都在想办法遏制这个新兴的主宰。不过，俄国仍然有工夫关注东方的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鲁缅采夫，他提出要送一个外交使团到中国去谈判，解决一系列的东方问题。那么，鲁缅采夫要解决的东方问题有哪些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当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俄国和蒙古边境的恰克图进行。恰克图虽然是边境小镇，却承担了中俄贸易的所有功能，也是俄罗斯帝国东方贸易的中心。
但对俄国人来说，恰克图有着无数的缺点，它地处内陆，运输不便。特别是在俄国人获得了哈萨克草原以及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恰克图口岸了。
他们希望至少能够为俄国再增加两个口岸，其中一个位于新疆，希望在布赫塔尔玛地区开辟一个新的口岸，接纳中亚的贸易。之前，清朝政府禁止新疆与俄罗斯直接贸易，但是允许哈萨克等与清朝有宗主关系的民族在边疆做生意，于是哈萨克人成了俄国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有些人大发其财。俄国自认为是哈萨克人的主子，希望改为由中俄直接贸易，绕开哈萨克人。
另一个口岸是海路的广州。此刻的广州对葡萄牙、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已开放，但清政府依然遵循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口岸的原则，既然俄国有了北方的恰克图口岸，清朝的广州就对俄国人封闭了。清朝皇帝不明白，北方的俄国人为什么要绕远到南方的广州去做生意，他更不知道，自从俄国人占有了阿拉斯加和北方岛屿，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毛皮资源，通过海路运往广州进行贸易反而是更加便捷的方式。俄国人有千百个理由，但这对于不懂地理的清朝皇帝却是说不通的。
此外，中俄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麻烦：边境问题。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已经将两者的边境划清了，不存在太多的模糊性，但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满意。加上清政府迁出人口的做法，让两国边界的中方一侧成了真空地带，俄罗斯认为在没有人居住的地区，所有权是有争议的。
俄国人最大的觊觎之处是黑龙江这条河流。黑龙江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随着俄国人对远东的开发，他们需要一条河流将内地与海洋连接起来，而黑龙江作为该区域最大的河流，是最适合航行的。
《尼布楚条约》中，将黑龙江流域都划归了清方，但清朝政府却并没有利用这条河流，反而将居民撤出，形成了政治空白区。俄国人由此下了赌注，强行说这是一片需要重新划分的领土，希望清政府同意以黑龙江为界重新划界，并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航行。
根据《尼布楚条约》，双方的划界是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起源的外兴安岭向东北方延伸，直达黑龙江入海口地区。黑龙江在外兴安岭以东，所以整个属于中国，不仅是河流本身，还包括它的流域所在。但俄罗斯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外兴安岭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山脉，在地图上极其不起眼，强行将这条小山脉组成的边界划成了有争议地区。
从客观上来说，黑龙江属于中国是毫无争议的。如果黑龙江属于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库页岛也必定属于中国。到了后来，由于清政府对西方战败，俄国才成功地将黑龙江以北拿走，更甚者又向南沿乌苏里江拿走了大片土地和库页岛，并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变成了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与战败有关，也和清朝早期的糊涂政策有很大关系。
根据鲁缅采夫的命令，使团的最主要使命有三条：1.广州通商；2.新疆通商；3.东北边界问题。
在这三大问题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要将两国的交往集中在贸易领域，那么贸易的多元化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甚至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可以防止俄方对领土的觊觎。至于第三条则属于无理要求，但需要清政府正面回应，形成可以援引的先例，避免由于模糊性造成的后续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由于俄国与英国竞争阿富汗，俄国希望清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藏，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考察队；由于康熙时期的政策，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会，每隔10年就有一次教士的调动，新任教士将随着使团前往，等等。
俄国人派出的使者叫戈洛夫金，而清朝方面负责接待的，是驻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阿尔达西，其中又以蕴端多尔济为主。
此时，中国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在位60年的乾隆帝终于退位了，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老人不可能在坟墓中再干涉他了。
但由于生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太久，嘉庆帝是个典型的守业型的皇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叛乱等问题。
守业，决定了嘉庆帝对外政策上的两方面特征：第一是不添事，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由于强调权威，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被更加凸显出来。他之前的几任皇帝不那么强调礼仪，允许变通，但到了嘉庆时期，皇帝对于礼仪的遵守到了痴迷的地步。
不巧的是，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帝与蕴端多尔济两人就形成了绝配，让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防御。
但对于戈洛夫金的访问本身，嘉庆帝又是感兴趣的。由于他每年都要举行生日大典，如果让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大典上，增加万国来朝的气氛，对于这位亲政不久的守成皇帝树立权威是有帮助的。
当清朝做出了愿意接纳的回应之后，俄国人开始耐心地准备起人选、礼物和行程。他们准备了太多的礼品，加上路途过于遥远，这一准备就是两年时间，公元1803年提出动议，直到1805年使团才成行。
既然俄中两国都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双方是否能把这良好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友善呢？不要忘记，两者的根本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公元1805年9月，当“花枝招展”的戈洛夫金带着242人的外交团队抵达蒙古与俄罗斯的边境时，首先吃了第一闷棍：中国方面拒绝他们入境，表示由于使团人数太多，必须缩减到100人以下方才接待。
原来，蕴端多尔济听说戈洛夫金来了200多人，不想准备这么多马匹。按照中国传统，使臣从进入边境开始，一切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接待方负责，作为库伦地区的负责人和接待方，蕴端多尔济偷懒了。
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皇帝定调后，接下来是理藩院的职责了。理藩院查了以前的旧档案，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康熙十五、三十二、五十九年，雍正五年来朝。顺治朝和康熙朝三十二年档案不见人数记载，康熙十五年使团共由156人组成，五十九年有90多人，雍正五年数量相当大，曾经令其缩减，最后到京的只有120人。由此可见，俄国使团的人数从未超过200人，而此次已经超过240人，故必须缩减。
理藩院查证后，事情就传到了军机处。不过，军机处为了坚决贯彻皇帝的精神，不提康熙十五年有156人团的先例，而是一口咬定没有超过100人的先例，要求俄国使团必须把人数削减到100以下。
军机处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既然它已经下令缩减到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就有了执法的借口，如果俄国人不缩减规模，就拒绝入境。在之后的谈判中，他不断向皇帝汇报俄国使者不遵守规矩，如果不是皇帝想要让外国人在他生日上朝拜，这样的谈判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
关于人数问题，双方又争执了很久。在经过权衡之后，戈洛夫金同意将人数缩减到130人，但蕴端多尔济却强行要求对方缩减到70人方才准予入境。北京的军机处也在继续制造障碍，由于获得了蕴端多尔济的信号，他们决定将使团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从不超过200人，到不超过100人，到70人，再到40人，可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在宁左勿右的指引下层层加码的水平。
谁也不敢质疑一下，40人已经太低了，如果只有这一点儿人，使团很难完成正常的出使任务。这时就该由皇帝最后拍板了，他亲自指出，40人是不现实的，决定将额度恢复到100人，众人连忙欢呼皇上英明。
但这仍然不是争议的结束，双方为了人数问题又扯皮了两个月，才最终确定人数为124人，再次上报后，嘉庆皇帝又一次仁慈地同意了。
年底，威风凛凛的戈洛夫金终于跨过了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第二年的1月2日，他抵达库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如何到北京与皇帝谈判。但就在这时，第二记闷棍来了。
1月4日，蕴端多尔济等人在库伦宴请戈洛夫金，当他们进入庭院准备吃饭时，蕴端多尔济突然带着戈洛夫金到了一个香案跟前，要求戈洛夫金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戈洛夫金没有料到这个礼节，拒绝行礼。双方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宴会也没有举行成功。
戈洛夫金一定认为是蕴端多尔济捣了鬼，从中作梗不让他顺利前往北京，但实际上，这道命令的确是皇帝所下。皇帝给蕴端多尔济下了圣旨，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
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尊严没有信心。在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容忍了。
但嘉庆帝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人们都知道和珅的下场。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嘉庆帝更加在乎礼节，谁也不敢变通。胆小的蕴端多尔济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他奉行的原则是：紧紧跟随皇帝的指示，不做任何变通，以免引起麻烦。这几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戈洛夫金的噩梦。
戈洛夫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必将找到一个顾全双方颜面的办法，或者嘉庆皇帝最终会宽容地对待他们。不想，嘉庆帝本人是同意蕴端多尔济的看法的，表示如果使臣不叩头，就直接遣返回去。
得到了指令的蕴端多尔济再也不犹豫，在俄国使团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令他们离境。于是，戈洛夫金满怀着为国立功的豪迈，却无处施展，连北京都没有到就灰溜溜回了国。他带的贵重礼物不仅送不出去，反而由于笨重连拿回去都困难。这个使团成了出使中国最窝囊的使团。
在整个事件中，除看到礼仪之争外，还要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俄国使团其实是很重视的，为了迎接这个使团，皇帝与大臣之间的通信来回折腾了十几次，还动用了理藩院、军机处等机构。不仅如此，皇帝还给所有位于使者道路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察哈尔等）都打了招呼，一一指导他们怎么对付这些路过的外国人。
为一个使团动用如此众多的官僚力量，的确是得不偿失，但这就是明清时期皇帝对使团的本质：接见使者绝对是赔本买卖，但为了皇家的威仪，接见使者是必需的。只是这个俄国使者太不懂事了，因此赶回去予以惩戒。
但惩戒过后，皇帝又有些意犹未尽，毕竟这些黄发、高鼻子的外国人无法出现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了。于是，他又下令，等下一次使者再来时，降低他们的礼遇等级，不再给他们赐宴，但也不用他们叩头了。
嘉庆皇帝在盼着俄国人还会回来，但俄国人却并不接招了。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接，而是拿破仑在欧洲引起的破坏终于波及俄国，他们应对拿破仑已经精疲力竭，没有精力再派使团到中国了。
但俄国人对中国的愤恨一直保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与这个老大帝国谈判，不管是合理的要求还是不合理的要求，几乎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于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连哄带骗地将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都拿走了。清朝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付账，也是为自己的傲慢买单，它虽然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却没有引起丝毫的同情。当然，通过武力打开国门之后，外国使臣也不再对着皇帝三跪九叩，只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夜郎自大的例子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