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科考往事（二）

除了明经科之外，其余科目大都不用学习儒家经典，而是针对他们专门的知识进行考察。在唐代初年，秀才科是最受欢迎的学科。因为它的地位高，而且绕开了那些教科书，更注重实务精神。首先，这科不需要在学校里学二十年的儒家课本；其次，在考试时，考官发五个问答题，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提问，考生只要针对五个问题写五道策文进行回答就可以了。

由于明经科大都是腐儒，而秀才科具有现代性，所以在官场上秀才科出身也比明经科出身更加受人尊敬。但秀才科到了唐太宗中期废除了，原因在于缺乏衡量的标准，五道问答题和临场发挥关系很大，不容易测出人的真实水平。由于秀才科也必须由州郡长官举荐，然后到国都参加考试，有人被举荐上来，考试却不合格，就会追究举荐人的责任，后来就把秀才科废除了。

秀才科废除之后，另一个科目进士科异军突起，成了整个唐代最受欢迎的科目。进士科继承了秀才科的简便性，甚至可以理解为进士科就是被废除的秀才科换了一个名字继续存在，最初它也不需要背诵儒家经典，只考几道策论。

由于进士科太受欢迎，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贞观八年，为了提高进士科的难度，朝廷规定学子必须学一门经史，才能接受进士科考试。但这样的难度比起明经科来，还是低了很多。到了后来，进士和明经两科就成了唐代科考的主流，而又以进士科机会最为珍贵，人们宁愿选择进士科而放弃明经科。

到了调露二年，武后和高宗终于想到了解决这个差异的好办法。在此之前，进士科和明经科考试都是以策问为主，这一年朝廷规定，增加一种考试类型叫作帖经，也就是填空题。在考策问之前，教官首先发一份考卷，上有十道填空题，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摘出的句子，只有填空题过关了，才允许进入考试的下一环节——策问。

但到了永隆二年，政策又进行了调整，要求明经仍然要参加帖经考试，其中十题必须答对六题以上，才准进入策问环节。而进士科由于考的是才华，在策问之前，必须加试杂文两篇。这两篇杂文属于当时文人们常常需要写作的箴、铭、论、表之类，只有这一环节过关了，才允许参加策问。

到了永淳二年，朝廷将进士科的策问规定为三篇，这三道题的规矩就一直保持了下来。

人们没有想到，就是永隆二年的规定造就了唐代诗歌的辉煌。在最早时，所谓的两篇杂文主要是一些实用性文体，比如箴、铭、论、表，但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开元年间，考试往往要求两篇中必须有一篇是赋或者诗，或者两篇都是诗赋。到了天宝年间，杂文就变成了诗歌的专享。

就这样，在考试文体的变化中，诗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同明清时期，读书人在八股取士的影响下都擅长写八股文一样，唐代的士人们之所以擅长写诗，也来自考试的诱导。

虽然之后唐代的科举还有过多次变化，但基本形式已经固定。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策问，而进士科有时候考帖经、杂文和策问，有时候只考杂文和策问，即便考帖经，其要求也比明经要低一些。比如，开元二十五年

就要求明经科帖经必须十题对五题，而进士科的要求是帖经十题对四题，然后就可以进行杂文和策问考试。

那么，作为进士科考试核心的策问又是什么样的形式呢？策问并不是唐代的发明，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来取士了。在考试时，最初是采取射策的方法，也就是有许多道题目，由士人随机选择一道来回答。到了唐代，为了考试的标准化，就变成政府统一出题，所有的人回答一样的题目。

策问的题目可以是针对现实问题征求答案，也可以是针对古代的事情发表议论，这很像现代的议论文作文，但格式却比现在复杂得多。大部分的策文都是骈体的，要求对仗工整，其中四字句颇多，这就要求考生有组织文章的能力，并能迅速展现自己的文采。到最后，策文总是以“谨对”作为结束。为了应付策问考试，唐代人甚至有教科书式的资料，这些资料中先假想许多可能的题目，再事先拟好稿子，这样做一是用于实战性的碰运气，二是唐代人有提前和考官打招呼的传统，去拜见考官时也可以投递此类文章。这类文章中，最著名的是白居易做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七十五道策文，在他的文集中都保留了下来，同时，文集中还保留了他历次考试的实战文章。

进士科目如此受欢迎，考试的难度也就随之增大。根据史书记载，每年应考进士的不下千人，而通过考试的只有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总数只有一二十人而已。明经科的难度稍低，但也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通过考试。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士子拥入京城来参加考试。到了开元时期，天下太平，每年应考进士的多达两千人，即便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人之多。参加考试的人录取率极低，剩下的人就成了长安的过客，在这里交友、吟诗、消费，然后回家。这些落榜的士人也成了唐代社会人员大流动中除了官员之外的另一大群体。

应考进士难度如此之大，要从进士进入仕途也并不容易。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官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通过考试、恩荫等各种途径获得了当官资格的人却很多。比如，唐代内外官员的职位一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五个，而拥有当官资格的却有十二万余人，这就牵扯到八九个人才能争夺一个官位的局面。产生这种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隋代将所有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了中央，而事实上，许多偏远的州县空闲了职位，却只能等中央的任命，而中央却管不过来，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算任命了也不一定有人去报到，这样的职位就只好常年空着。到了唐代后期，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节度使等可以自己选官，这拓宽了当官的途径，也就解决了一部分有资格的人无法当官的情况。

但在唐代早期，节度使选官这条路还没有开放，于是有资格的人只好等待任命。一旦通过了进士科、明经科等考试，士子们就拥有了当官的资格，但要轮到自己，还需要数年的等待。在他们等待的时间，政府是不发工资的。另外，一个官职也是有任期的，等到官员的任期结束，如果他是中央官员，就可以继续获得其他官职，可如果是外派的底层官员，那么他又要等待数年，才能有下一个任职机会。许多人一辈子可能只能当一两任小官，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待。

可是唐代的制度又提供了一些别的方法跳过等待期，这些方法叫作制科和吏部试。进士科和明经科等常规科目的考试是户部或者礼部主持的，而有权授予官职的却是吏部。于是吏部就有举行新的考试的权力，这就是吏部试。

吏部试可以称为二次考核，已经通过了进士科或者明经科考试的人都可以参加，科目主要有“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等，测试的内容主要是诗赋，一旦通过了，可以直接授官，不需要等待。

除了吏部试之外，皇帝还会不定期举行一些特殊的考试，称为制科，所有通过制科的人也是不需要等待而可以直接授官的。比如，唐玄宗上台之前的景云三年，唐睿宗除了设立进士、明经等常科之外，还设立了八种科目，分别是文可以经邦科、材可治国科、才堪刺史科、贤良方正科、道侔伊吕科、藻思清华科、兴化变俗科、怀能抱器科。这些科目就属于制科，只要通过了，就可以直接授官。

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唐朝将科举贯彻到了民间的各个角落，让大批文人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做学问。而由于政府提倡文采和诗歌，于是，诗突然间走向兴盛，成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学问。

自从科考制度在高宗和武后时期完善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通过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他们有的逐渐走到了高层，有的则变成了文坛领袖，影响了一代文学风气。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包括如下这些人的名字：杨炯（显庆四年，659年，诸科）、李峤（麟德元年，664年，进士科）、岑羲（进士科）、魏知古（乾封元年，666年，进士科）、王勃（乾封元年，666年，幽素科）、苏味道（乾封二年，667年，进士科）、杜审言（总章三年，670年，进士科）、沈佺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宋之问（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张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崔融（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马怀素（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魏元忠（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姚元崇（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卢怀慎（进士科）、张廷珪（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苏颋（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宋璟（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源乾曜（进士科）、刘知几（开耀二年，682年，进士科）、陈子昂（嗣圣元年，684年，进士科）、郭敬之（郭子仪之父，嗣圣元年，684年，韬钤科）、张嘉贞（垂拱元年，685年，明经科）、裴耀卿（垂拱四年，688年，诸科）、张柬之（永昌元年，689年，贤良方正科）、崔湜（载初元年，690年，进士科）、张说（载初元年，690年，词标文苑科）、薛稷（天授二年，691年，进士科）、贺知章（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超拔群类科）、崔日用（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崔沔（天册万岁二年，696年，贤良方正科）、刘幽求（圣历三年，700年，经邦科）、张九龄（长安二年，702年，进士科）。

这份名单囊括了大部分玄宗前期的宰相，也有许多文坛领袖。正是在丰富的人才储备下，玄宗朝才有可能在短短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就达到了一个富裕而又和平的盛世时期。